洪长泰是中国民俗学界熟悉的历史学家，长期在美国北方湖城的一所大学任教。他的著作《到民间去——1918～1937年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运动》，曾引起国内学界的注意。以后他陆续出版了研究知识分子思想史的新著。在这些著述中，有关延安文艺思想的研究，使用了民间说唱艺人传记和说唱文本的资料，与民俗学的研究十分相近，值得注意，其代表作是《改造盲书匠——韩起祥和延安说书运动》[66]。
（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民间文艺政策的研究
荷马问题，是西方民间文艺研究的起点，五四运动以后，也成了一个中国学术问题。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产生了十分不同的倾向。区别在于一个是从学者的观点出发、一个是从民众的观点出发做研究。洪长泰的研究，是采取民众立场的。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学术背景下展开学术讨论，所分析的个案，主要是韩起祥，此外还有改造韩起祥的延安革命作家，他们一方是“中国荷马”的合适人选；一方是塑造“中国荷马”的理想主义者。
他认为，延安文艺运动吸收了五四运动的平民学说，但后来是朝着政权政治的方向发展的。与五四民俗学家强调民间文艺的文学价值与社会价值不同，延安时期强调的是民间文艺的政治功能。在1926发表的中共中央关于农民运动问题的决议中，就号召广大党员寻找接近和组织农民的最好办法。到了江西苏维埃时期，已有一些党员在搜集民间歌谣，把它们改造成打倒地主和国民党的山歌小调。30年代下半期，在延安各层展开了一场思想论战，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即是如何“利用旧形式”。1938年，毛泽东发表了六中全会讲话，在讲话中大力提倡“民族形式”，号召扫除“洋八股”，使文艺界的论战走向**。
1942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发表，至此，关于旧瓶装新酒的争论发展到了关键性的一步——转化为对民族文化形式的认定。按照《讲话》的精神，共产党首次把利用民间文艺的策略与党建理论结合起来，提出了放弃模仿外来形式、继承民族形式的观点，对文化政策做了较大调整。作者提出，从整风运动起，便开始了改造党员和知识分子思想意识的革命进程。它通过宣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针，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内的绝对领导地位，也确定了在社会主义革命纲领下的文化（包括民族民间文艺）的地位。这是改造民间艺人的理论前奏。
延安说书组的成立，具有象征与部署《讲话》精神的双重含义。一批热血男儿在韩起祥身上实践着改造自我兼改造艺人的双重梦想，设计着心中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未来。韩起祥的努力配合和出色表演也不负众望，把说书运动推向了边区新文艺的**。一时间，他的名字像一只报喜鸟，携带着共产主义的美好理想，在陕甘宁红色根据地的上空高高地飞翔，陈明曾忍俊不禁地赞美道，他简直就是“中国的荷马”！[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