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研究民俗资料，尝试解决中国现代民间记录与民众观念的关系问题，主要考察以下三点。
一是民间记录的可靠性程度。当代西方学界对此持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在一个社会中，统治阶级的意识渗透全社会，所以，被统治的民众以为当时的社会思想是合理的，他们因而能够接受较低的社会地位。另一种认为，上述概括不准确，支配者与被支配者之间的观念是有区别的。被支配的民众与统治者之间的观念是有区别的。被支配的民众与统治者的谈话是“公开的记录”（publictranscript），与他们自己的内部谈话称“内部的记录”（hiddentranscript），不一样。“公开的记录”不可靠，“内部的记录”有时也会以“公开的记录”的形式出现，如民间文学出版物，不过这时的“内部的记录”有伪装成分而已。这两种意见，都怀疑有真正的民间记录。中国民间文化的情况不同。欧博士在乡村农舍、村妇耕夫中，看到了它的独特生存方式：闭塞的环境，历史的传统，不识字的密集农业人口，文人文化与绅士势力的地方渗透，亲属乡邻的俗情与官方政治的对抗，自我保护的秘密公约等。这些情况，都使中国民间文献充满了自己的内部意识。在这种内部意识中上层文化的成分，但一般经过了民俗功能的过滤，已转化成了不同的观念表述。通过有训练的收集者，非政治功利性的收集背景和科学的编纂方法，是可以获得比较真实的民间记录的。
二是民间文艺与民众观念的分合过程。民间记录由民间文艺大量保存、再生和传播，在乡村社会尤其如此。欧博士发现，二三十年代被记录的定县传统秧歌，至今流传不息。在民俗考察中，他多次夹在拥挤的农民中间看秧歌，证实了他用小戏资料可以研究民众观念的思路。定县秧歌俗称“拴老婆桩”，观众主要是50岁以上的农村妇女。老太太们看秧歌，一阵欢笑，一把眼泪，使戏台上艺人的情绪水涨船高，台上台下你来我往、较劲喝彩，把现场气氛烘托得如同回到了戏曲中的传统时代，在这种氛围中，出现青年男女“私订终身”“山盟海誓”，追求自由爱情的戏曲情节，观众交头接耳，随声呼喊，跟着剧情的起伏，把心底的爱憎表达出来。这种戏曲效果很容易给人造成一种错觉，认为小戏是对民众观念的真实反映，结果把小戏中有关“爱情”欢乐梦想，看作对农民现实家庭婚姻状况的具体表现。欧达伟指出，这是对定县秧歌记录民众观念的简单化理解。秧歌中的“爱情”，是对民众婚姻愿望的理想化的“表演”。演戏一结束，“爱情”的欢乐梦想也随之淡化了。定县三四十岁以下的青年人不再有传统生活的体验，新社会的自由婚姻和计划生育的政策，转变了他们的观念。他们由于土生土长，也多少接触到传统秧歌，祖祖辈辈的自由爱情的梦想，也由传统秧歌传达给了他们。但因为昔日的自由梦想已与今天的现实生活没有多少距离，秧歌戏在他们心目中便失去了神秘的力量。这种变化，则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传统秧歌与民众观念是有距离的，民间艺人的出色表演和农民观众的动情反应，拉近了两者的距离，但距离总是存在的。
三是民众观念与民俗符号的代换形式。在田野作业中，农民几乎不能回答历史分期的问题。他们凭借传统经验生活，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要请他们解释小戏的理念是徒劳的。但他们的观念并没有空隙，在那些戏曲文艺沉默的地方，民俗事象却照样活跃着。我们问村民：农谚里的“云”字指什么？他们不知道。我们再问家家户户张贴的云字斗方指什么？他们说，风调雨顺；问儿童鞋帮上云线花指什么？女人说：喜庆。这些乡村实物，有的本身就是民俗，有的与民俗观念相交叉，也有的被附会为新民俗，需要具体分析。但有一点没有问题，那就是对民俗符号的象征意义的阐释，是历史学者与民俗学者的共同任务。
二、民间说唱艺人及其文本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