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达伟的做法，与中国民俗学者有些类似，即要解决中国农谚的表述形制的障碍。他说，使用谚语研究民间文化，存在一些令人担忧之处。例如，某些谚语含义宽泛，模棱两可。仅就谚语集里的例子说，就很难确认它们所产生的社会条件和被运用的场合。我们希望知道的一些问题，如谚语在什么情况下被应用？谁应用它们？应用到什么程度等，实际上是很难把握的。他的处理方法之一，是通过考察一些谚语的不同异式，或者许多谚语所传达的相同含义，来获得对多数谚语内涵的比较清楚的认识。他说，“倘若大部分农谚传达的是一种共同的思想观念，只有少量表现出对立的倾向，那么，我们判断这类谚语的基本含义，主要依据多数范例所给出的事实。”
相对于民间小戏而言，下层文化史派研究谚语的推论，具有更复杂的结构。为了要对含义隐显不同的谚语做出轻重不同的区别，下层文化史派的结论，也是从观察的农谚资料所得出的若干可能的解释中筛选的。这种筛选，是通过对全部相关学科知识的借鉴来完成的。在相关学科的知识中，某些解释会显得比其余的解释更有一定的可靠性，欧博士所使用这类相关学科知识，包括近年在西方出现的年鉴史学派、经济人类学、社会经济学、精神分析阐释学和民俗心理学派的新理论知识。
迄今为止，西方学者看待农民，连同中国农民在内，一般都认为他们消极被动、安分守己、悲观宿命、束手无策、知足常乐、没有热望，缺少创业的成就感。欧达伟经过研究，怀疑这些结论能否概括中国农民的思想，尤其是20世纪前半叶华北农民的思想。他说，“我特别要指出华北农民，因为正是他们，担负起了一场世界上最伟大的革命”。
欧达伟指出，华北农谚表现了中国农民比较接近“合理农民”的类型。“合理农民”讲究经济核算和个体性，对小范围内的乡村创业行动没有反感。中国农民在农谚中所体现的基本精神是勤劳刻苦，精打细算，自食其力，这是由中国的农耕社会养成的。中国的农村社会不同于拉丁美洲那些没有灌溉的农业社会，也不同于传统俄国封建领主控制和支配农民的社会。它是由大量的小自耕农和佃农组成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小自耕农和佃农掌握世代积累的农业技术，能够选择自己的社会地位，他们要改革自己的社会地位是有可能的。他们懂得劳动代价与生产技术和他们所得到的财富之间的联系。
欧达伟得出结论说，缺乏创业的成就感——如果这种在其他许多国家曾经束缚了经济发展的因素确实存在，那么，在中国，却由于传统农民文化本身存在着积极的创业感，而使这种创业观念显得格外有意义。也许正是这种观念，会对中国未来的发展起特殊作用。
（三）确立取材的原则：民俗考察
欧达伟力争获得民众知识的第一手资料，开展了多次民俗考察，他于1988年赴河北耿村，1993年1月赴河北定县、藁城、平山，同年4月赴山东烟台和河北定县农村，就民间戏曲、农谚、歌谣、传说和故事文本和20年代以来的华北农民观念进行田野调查。他的深厚的汉语修养和中国现代史学功底，是他的优势。他与中国民俗学者采取相似的作业程序——面对面的交谈、行为观察、村落走访、核查当地民俗实物和藏存于民间的方志、碑刻、手抄本、图经、宗教宝卷及私修编著等。在调查中，许多民俗活动印证了他的研究成果，同时扩大了他的视野，增强了他对中国农民生存历史的现实感受，丰富了他关于现代中国民间记录的感性认识。
在西方，田野作业是民俗学者和人类学者共同的长处，而大体与历史学无缘。即便下层文化史派转向下层思想史研究，也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几乎都是书斋学者。欧达伟认为，自己从总体上看如此。但是，历史学家的严格训练、独立思考的科学精神和对资料的实证要求，驱动他迈出了走向民间的第一步，结果他有了在美国书斋里不可能有的新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