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现代学者从事中国民俗文化调查研究的人不少，除了前面提到的艾伯华，同时期还有另外一些人。他们的学术活动是在1949年以前进行的，后来大都成了西方现代学界的第一代汉学家。1949年以后，由于政治环境的原因，他们的弟子大都在西方大学的研究院里跟他们学习中国学问，成为“图书馆里的汉学家”，也称“第二代”。20世纪60年代后，第二代汉学家到过台湾和香港，在那里实地接触了中国文化，但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他们没有机会到内地调查，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种状况才得到改变。
与上一代学者不同，第二代汉学家从事中国学问研究，带有对西方殖民史的批判意识和反思态度，对中国上层文献与民俗文献的差异与联系也抱有更多的疑问，因此，他们的学术工作很接近中国民俗学。他们的工作观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再是一人一地、形单影只地跑来跑去找资料，而是与中国同行合作开展田野调查。他们的调查区域，涉及华南、华北、西南和西北等多地区，所研究的资料，有家谱、谚语、说唱、戏曲、宝卷、笔记小说、地方志、村社碑文、宗教等多种形式，并取得了一批学术成果。本节重点介绍其中有关中国民俗文化研究的著述，阐释现代中西学者研究民众文化的异同，并尽可能切合实际地对双方的理论价值做出估价。
一、民间戏曲和民间谚语研究[62]
欧达伟（）是美国下层文化史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近年他围绕中国区域民间记录开展田野研究，成为美国历史学界与中国民俗学界对谈的第一人。
（一）确立知识的原则：定县秧歌
中国民俗学着自己把民俗学称为“历史科学”[63]。它接受人类文明进化秩序的理论，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史观为指导，强调民俗观念与民俗事象的连续性。把握这种连续性在对民俗的发生、演变、性质、特征、功能的描述和论证方面所起的关键作用，是它确立民俗科学知识的原则。西方历史科学的兴趣，在于人类科学社会所有行为的意义。它以分割历史的连续性为代价，以保持对象意义的现实价值。出身这一学术的下层文化史派，继承历史间断性的原则，并加以发展，使其达到使用于确立民众历史文化知识的形态。欧达伟的定县秧歌研究，体现了他提出和运用这一原则的过程。
20世纪初，晏阳初发动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定县实验区”平民教育运动。这场运动留下的宝贵遗产之一，是从农民口中记录的《定县秧歌选》[64]。欧达伟是这部《秧歌选》的第一位系统的研究者，他通过秧歌戏的文本，研究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民众所潜藏的欲念和渴望。
欧达伟说，《定县秧歌选》是一部大书。它大致包括了在定县农村听到的小戏的相当一部分。比起那些偶然采集，或零简散篇、缺乏系统的编著，它更适合于我们对研究对象的分析。他认为，这些小戏属于定县二三十年代民众观念的历史范畴，依据是：演员和观众都是普通农民，演出地点也在乡下或村镇；戏曲大量保留了方言土语、荤笑话和对调情**行为的直接描述，是连皮带骨的民众生活形态，与相同故事的上层文艺大有区别；另外，它们的流传时间，至少应该等于研究者的横向历史断代时间。
他引用同时代的其他历史记录提出，民间小戏的演出也塑造了民众的观念。影响的背景和程度，可考察二三十年代当地平民教育工作者的社会调查报告所提供的与定县秧歌有关的历史、地理、社会和风俗知识。在现代定县，秧歌戏曾经是诱导民间情感和观念的一种历史媒介。他认为，虽然历史科学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用实验的手段验证对象的全部历史，但在概念上，把对象的历史连续性和间断性分开，使之变成断代史，复原民众历史观念与其他社会层次的观念和生活相联系的横向系统，然后学者研究下层社会史，还是能做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