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田野作业，田野作业者能够知道，对于他者文化集团来说，什么样的精神现象和物质现象是最重要的？他者是怎样组织这些现象的？以及田野作业者应该如何从局内人的观点去记录和分析这些现象？田野作业通过他者文化所给出的这些知识，帮助自己增进对人类文化的相似性和差异性的理解。做田野作业就有这些知识，不做田野作业就没有这些知识，所以田野作业本身给学者以知识。
来自田野作业的知识具有独特的地方意识。也有的现代学者对此持有偏见，认为这类知识散存各处，不胜枚举，将其笼统地归纳起来做研究，可谓老虎吃天。早期田野作业者只选择其中的一部分资料进行分析，让学术界怀疑其真实性，批评这种选择带有偶然性，还可能更糟糕的是，这些被选择资料出自某些人的主观看法、不可靠的回忆或褊狭的推测，其“价值”是提供了一些不典型的个案，根本不能代表他者文化。这种批评源于文艺批评界，后来蔓延到人类学界、民俗学界、历史学界和哲学界。现代田野作业者不同意这种观点，指出，一味地批评方法等于没方法。他者文化的知识往往是缺乏书面文献记录的知识，是地方性很强的文化种类，对此总要有一个相对可行的方法去搜集和研究。为此现代田野作业者推崇吉尔兹，至今还在借鉴他的重要著作《地方知识》[16]。
田野作业知识论的观点，促进现代学者对他者文化做微观考察。他们指出，早期田野作业者田野作业偏重于整体描述，忽略了微观的具体考察，结果只记述了文化在哪里，忽略了何以有这种文化形态。现代田野作业者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他们发现，由微观考察得来的资料，尽管分布不平衡，但能补充地方文化遗产。更重要的是，通过微观的个案资料，可以发现一种微小的文化圈，在这种情况下，他者利用这类资料，是符合他们的知识价值观的，因为这是能为他们叙述他者眼中的微观文化服务的。这些资料因此被罗列起来，成为带有地方认同感的他者文化细胞。对田野作业者来说，认识这种资料的学术价值就是一种难得的知识。它能看到他者文化流传的“不经意”性和“偶然”性。这种文化既然不是刻意保存的，就是一种自然文化现象。田野作业者调查的出发点，正是从这种看似“偶然”却被他者群体选择的结果出发的。田野工作的重点，不是计较这些资料是否像大历史那样“必然”和“规范”，而是必须考虑这种资料反映了什么样的他者文化现象，利用这种资料能做什么样的学术研究工作。解决的办法有两个，一是把这种资料放到长时段的历史中，考察其稳定的文化知识；二是把这种资料放到特定的地方社会中，考察其民族志上下文。
现代田野作业过程模式理论研究田野知识的另一个侧重点是自我知识与他者知识的关系。有的学者提出，他者知识属于下层文化，下层文化是独立的文化形态，处于与学者自我文化对立的社会位置上。有的学者不赞成这种说法，指出，学者文化与下层文化之间有相似性，这是因为“文化霸权在不同层次上向下层文化不断地渗透”。“文化霸权”一词的发明者葛朗西（Gramsci）认为，文化霸权的产生是“由统治集团的行为所带来的威望，以及连带引起的羡慕和信赖引起的。究其原因，则取决于它在物质生产领域中所具有的地位和功能”[17]。
法国学者研究书面文献与他者知识的关系，这一研究导致田野知识地位的进一步上升。罗格·查蒂尔（GogerChartier）在其著作中表达了一种新见解。他不满意上述分类法，认为不应该“在各种文化形态与各种社会集团之间建立某种排他的联系”。[18]人类学者李亦园说，为什么要采用田野作业这种浪费时间的技术到他者中去工作呢？这除了能获得当地人的知识，增加对资料的认识深度以外，还能提高现代学者宽容别人文化的知识修养，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