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要解决观察这个问题，马老师企图提出一个参考体系，他称之为“文化表格”，来帮助学生们用实地调查方法来进行社会人类学的科学研究。这个参考体系本身牵涉到文化是什么？文化包括些什么？文化是怎样发生的？文化各部分间有什么关系？观察文化的范围是什么？要到达什么目的？等问题。对这些问题要尽可能心中有数。一个研究者身边有了这个文化表格，心中就有了底，进行工作才能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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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体会马老师所说的理论，其意义就在于它能对实地调查起着指导作用。指导研究者去实事求是地了解人。这个“人”不仅是作为调查对象的具体的某一个地方的土人，而且是一个在英文里要大写的人，即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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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里提到这段历史，因为要说明马老师脑中的所谓理论有它特殊的含义。理论所包括的见地、观点和概念是一套思想的工具，是用来观察实际的手段；文化理论就是观察文化实际的方法[15]。
费孝通总结早期田野作业的民族志观，所得出的一条深切体会是，民族志是理论，也是一种方法论，“其意义就在它能对实地调查起着指导作用”。现代学者有鉴于此，要经常回到马林诺夫斯基那里去，以便更自觉地把民族志看成是一个观点兼技术性的方法，并用这种思想去指导民族志的资料搜集、文化研究与专业写作。
现代田野作业过程模式理论认为，做田野是从现实环境中进入他者的学术活动，为了获得较好的调查效果，田野作业者应该事先对前人写作的民族志进行阅读，初步了解他者的文化，对自我预先开始民族志教育，以减少主观臆测的成分，提前进入适应状态。如开头讲到的祖先桌上有外国机票的一样，他者文化都是“通史”型的、多层次的。对他们来讲，这些都是“现实”，一个也不能少。学者不去大量地接触这种民族志，就会想当然地放言，以自我文化现实描述他者文化现实，结果不是曲解别人，便是让别人给自己一个不好意思的“文化惊奇”。
田野作业者进入调查点后，要在他者文化的上下文中接受民族志教育。它帮助田野作业者按照他者文化的“现实”，把调查资料共时化，分析他者文化的思维逻辑，寻找他者文化与当地社会和历史的共生关系，从不同资料的共时结合点中发现功能。
田野作业者和研究对象面对面地谈话和一起生活的工作方式，也把自己与对方接触的过程给共时化了。在这一过程中，田野作业者与对方建立平等的日常关系，创造深入体验他者文化的机会。
在田野现场，对他者文化进行分头观察和分类归纳，同样对田野作业者是一种民族志教育，这时田野作业者会发现，不同的田野作业者使用不同的技术，都能搜集到相似的资料或重复的资料。重复就是文化所在，重复就有民俗。
受过民族志教育的田野作业者具备了较好的专业理论基础和操作技能，还能辨别地方信息提供者是否说谎和提供错误资料，能检验资料的可靠性。
从他者文化成员来说，每个人都会把自己的文化看得比其他文化更重要、更神圣。然而，对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来说，要客观地、公正地解释自己的文化是很困难的。田野作业者与自我和他者文化都保持一定的理论距离，便可以找到合适的文化资料。
二、田野作业是一种知识
认知人类学提出，知识存在于文化承担者的意识中。现代学者认为，从田野工作的过程模式看，它本身就在训练学者这种意识。这种意识启示田野作业者抓住三点，一是他者知识的行为进程；二是他者知识的进程的产品；三是他者通过内部知识的进程所认识的事物。至今现代田野作业者承认，认知人类学是一种言之成理的学说。在“认知”田野知识的途径上，田野作业是唯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