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第一次改造水渠时，四社五村社首并没有惊动官方。他们自己设计技术方案，按自己的文化逻辑运行水渠改造结构，要点有三：第一，在沙窝峪村龙王庙的地势制高点，修建水渠的蓄水池，增加水渠搜集霍山植被水的能力，巩固这里的供水渠首的位置；第二，按传统水日分配和自下而上的顺序，按需水量供水，并根据这个原则修三条分渠；第三，每年春季在龙王庙举行清明会仪式后分水，行使社首权，因此社首仍把这次工程仍称作“历史工程”。1958年“大跃进”时期，上级政府按统一计划，曾给四社五村拨款，在上游孔涧村修了一座小水库，用以扩大上游村的供水量，增加生产供水的可能性，但四社五村始终未启用这个水库。我们来到这座水库时，只见水库里长满了杂草，根本没有水。1972年四社五村改造水渠时，正值“**”期间，政府实行“山河归公”的政策，把这条水渠正式纳入政府水源，强行扩大流经范围，增加了三个用水村。政府还要求四社五村提供灌溉用水，终让四社五村水渠大伤元气，从此水量明显地减少，再也没有复原过。“**”后，这条“革命”水渠被泥石流彻底冲毁，四社五村社首认为，这是因为“革命”水渠的流经路线违反了地理地势，被冲垮了，这是“报应”。1984年四社五村修渠，赶上了解放思想的好时代。这时政府鼓励恢复有利于水资源保护的历史传统，四社五村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修渠。他们做到了三点：①将四社五村水渠管理的历史建筑和民间文献进行系统整理和妥善保存，包括重抄水册；②恢复三渠分水的传统技术路线和水日管理；③在水渠水量锐减的情况下，将上游村的分水亭下移至靠近中游村的义旺村地段，这样既对上游村的用水加强了限制，也能进一步保障中下游村用水。经义旺村的社首的努力，这次修渠还得到了临汾地区水利局的部分资助，于是社首在修渠工程的材料和工程规格上都超过了以往两次。我们在调查中看到，四社五村社首这次虽然利用了社会关系，但他们办事很有分寸，总是要做到对整个缺水山区都有利，要保持农民与水渠的亲密关系。
（三）抵制土地承包和市场经济对水渠管理传统的冲击
20世纪80年代以后，四社五村顺应政府改革的方向，实行了家庭土地承包责任制，但土地承包又引起了生产用水的老问题，对此四社五村社首的态度相当冷静，坚决不开此口。当地农民也已适应几百年不灌溉农业的习惯，服从社首的管理。社首们在因地制宜的条件下，带领农民走脱贫致富之路，做出了两个选择，一是利用山区条件发展果树种植业；二是提倡基本不增加用水的个体运输业，这两条措施都在“清明会”上获得了通过，各村很快响应。
但是，引进市场机制，就引进了商品利润的冲击和金钱的刺激，四社五村稳固的水渠管理规矩又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冲击。有人大胆利用四社五村社首对井水权放开管理的机会钻空子，扩大了钱水交易，这对社首们来说，无异于拉响了警报器。此外，果树经济增加了农药用水，畜力运输增加了牲畜饮水，省道高速公路通过四社五村招来了旅游团用水，这三者都成了水渠的大包袱，社首们几乎要被卡住水脖子。而这次四社五村身陷困境的更大难题，还不是来自于社首们维护历史传统的能力，也不是来自于上层政府的政治压力，而是整个国家进入市场经济导向下的农民个体财富合理化时代变迁，这就使水渠的集体消费用水和公平福利用水制度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拷问。这里潜存着一个“蝴蝶效应”，即农民接受市场经济规则和个人财富观念，可能构成对四社五村水渠管理传统的最大威胁，可能会瓦解农民的公平观念和对低水平集体福利的依赖。那么，这个农民自治水利组织还能存在多久？这条封闭管理的水渠还能支配当地农业社会吗？这些都是我们关心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