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刚，字子游，1869年生，他就是史良的父亲。若史良是个男孩，或她有一个兄长，这两个家谱中可能会出现他的名字。但现有的1893年木活字本家谱中不会出现，一是因为史刚是在19岁时（1888年）过继给史紫珍的，二是史刚22岁时（1891年）结婚的，离修谱、刻版时间太近。“史良在姊妹中排行第四，上有三个姐姐，下有三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周天度、孙彩霞《史良》，北京群言出版社，2011年1月第一版，第8页）据此，他的弟弟史公载的名字在1908年九福堂活字本中也不可能出现。
根据明州史氏家族发展的历史，唐末宋初，因为战乱的原因，溧阳侯家族开始外迁、南逃避难，遂将溧阳史氏家族一分为三，之后就形成溧阳、吴中、四明三大宗。其中史彦虬一支仍留居溧阳，常州这支就是溧阳系统的一个部分。所以，在比较靠后修撰的家谱中有可能找到常州史氏包括史良祖辈的情况。
其三，从其性格秉性分析：
“史良或许遗传了她父亲反叛性格的基因，也或许是受父亲讲述的民族英雄人物的影响，从小就富有反抗精神。”“她的这种倔强性格，在后来进入学校和社会中，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周天度、孙彩霞《史良》，北京群言出版社，2011年1月第一版，第10页）这不仅表现在她七岁时抗婚，五四时成为当地青年学生运动的一个领导者，还表现在她顽强机智、敢说、敢干、敢闯的斗争精神。
史良的性格更表现在她坚持真理、富有正义感，立誓“做个不出卖灵魂的律师”。在律师任上，她曾奋不顾身地营救过左翼作家艾芜、中共党员熊瑾玎和邓中夏、任白戈等人，展示了“永远不能忘记在法庭上为党的辩护人形象”。[1]
尤其值得一书的是史良成为七君子中唯一的女君子的过程。1936年11月23日，国民党政府慑于日本的压力，以“纠集赤色群众，宣传共产主义”的罪名，在上海法租界逮捕了史良、邹韬奋、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王造时和沙千里，这就是“七君子”事件。后因证据不足，于同日释放。之后又传他们到案，沈钧儒等六人再次被捕。史良因有公事在身躲过一劫，当局就悬赏捉拿她。为了与沈钧儒等人一致行动，12月30日，史良决定结束隐居生活，在家人与友人的陪同下，主动前往苏州江苏高等法院投案，坚持在狱中与大家一起继续斗争，直至最后获释。
从史良的性格和在七君子事件中的表现看，这与史官的秉笔直书、敢于直谏、不容恶行等正直品质相一致，隐含着家族血缘的烙印。
所以，人们评价“当时她所表现出来的与我们党患难与共，密切合作，息息相关，英勇斗争的高尚精神，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习仲勋：《沉痛悼念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史良同志》，《人民日报》，1985年9月16日）
联系她的一生，始终与党和人民站在一起，不管是在司法部长任上，还是在妇女运动的领导岗位，或是担任民盟中央主席，或是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史良为祖国、为人民奉献了一生，她的历史功绩永远铭记在人民的心中！”（周天度、孙彩霞《史良》，北京群言出版社，2011年1月第一版《序》，第4页）从史良身上不仅可以学习到祖先圣德的做人道理，也应从中体会到光宗耀祖的自豪，史良理所当然地成为史官家族的光荣。
二、王应麟——良师益友外祖父
稍有一点历史常识的人都会知道，王应麟是《三字经》的作者，但对于他与史氏家族的关系就不甚了了。王应麟与史氏家族有着密切的关系，如：
一是比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