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在主战与不战的争鸣问题上，以往我们习惯于研究政府官员这一模式，而忽略了群众的看法和地区的差别。宋对金、元屡战屡败，确实是有其群众和地区因素的。宋朝长期处于战乱，广大人民一直生活在战争的旋涡之中。南宋广大群众反对战争，希望稳定。史浩任宰相时，就发现群众中有自断其指，用自残的方式拒绝当兵的实例，说明经过长期争斗，南宋的人心最渴望的不是进行没完没了的战争，而是赢得和平。汉民族乃至中华民族的本性不是好战、好斗、好胜，需要的是和平、和睦、和谐的生活。
从所处的地区来看，其中有两种人值得重视，一是由北方南下的移民，他们深受其苦，对于战争已经达到深恶痛绝的地步，南下移民就是为了躲开战争。史氏家族就是典型的南下移民。其实，史氏家族的子孙们也不都是惧怕战争的。早在史氏的始祖中，就有史崇在东汉光武帝时因平定战乱、再举帝业有功，被封为溧阳侯加骠骑将军；隋初的史万岁从小好读兵书，长大后成为武将，一生经历战斗七百多次，转战千里，是隋朝的一个良将。就是到了明州，史氏家族中也有众多的文臣武将参与战斗，比如，史岩之，是史弥忠的第三个儿子，进士及第后曾任各种官职，1238年仕至吏部尚书、沿江制置副使，这是总管一路或数路地区的统兵大员，掌管边防军务，作为副使应发挥协调的作用。1258年（宋宝祐六年），蒙古军队调动三路大军攻击宋军。期间，宋理宗让吴潜与贾似道为相主持政务和军务，史岩之等一批将领参与其事，由于能征善战，得到好评。1259年（开庆元年）史岩之升为沿江制置使正职。同年（开庆元年）闰十一月，忽必烈为夺取汗位，与贾似道相勾结，答应贾似道的称臣、纳币、求和要求。还让其引兵北还，并诈称大捷，等候论功行赏。贾似道还借此权势，迫害抗蒙将领，这些做法引起朝中大臣的不满。1261年（景定二年），史岩之因不同意贾似道的主张，同赵葵、徐敏子等一起被贾似道“斥逐”离职，最后，也因此而被贾似道罢官。史肯之，是史弥巩的长子。自1237年（嘉禧元年）诠调汉阳卫开始先后在无为县（今安徽无为）、江都县（今属江苏）任知县，无为和江都是蒙古兵入侵的必经之地，每次遇到战事，史肯之都能率众迅速击败对手，得到朝廷称赞。1244年（淳祐四年）知高邮军（今江苏高邮），这里更是战争频繁，他曾带亲兵与蒙古军队连续六战，取得六战皆捷的胜利战果，得到御笔褒奖。兵部是掌管厢军、乡兵、士兵、蕃兵等事务的部门，虽与枢密院直接掌管军马政令有所区别，但仍属武装性质，其长官兵部尚书、侍郎、郎中必要时也需参与相关战争的工作。据记载，史氏家族子孙中有担任此职者，如：史弥坚曾任兵部侍郎，资望极高；史宜之，1254年曾任兵部尚书；史定之在讨伐李元、擒卢陵等事件中，以其不避势利而立功；史尧卿在负责各路军务或治安方面积极、认真，是个受人尊敬的官吏。甚至在无足轻重的小官中，如：史弥广为秉义郎殿前中军统领，即原西头供奉官，是个从九品武官阶层的小臣；史弥宁，曾任武功大夫，兼忠州团练，秦州淮东提举，通称提举常平官；史弥隆，是保义郎枢密院准备差遣使，为武臣小官，平日掌管役钱、义仓、水利等事，战时立即投入战斗，积极为保卫朝廷出力。由此可见，史氏家族子孙们反对的只是没有胜利把握的战争。对于战争所造成的痛苦，弄得民不聊生，他们与各地移民们一样更是感同身受。
另有一种就是南宋时期江南当地人对于战争的态度。中国古代的战争发生在中原地区较多，江南地区参加实战机会较少，对于战争的态度自然不同。比如，在南宋与蒙古军队的战斗中，南宋政府连续任用王爚、陈宜中、留梦炎、吴坚等四个浙江籍进士为宰相，这些秀才们从未打过仗，更不会领兵。所以，当元军逼近时，王爚力求回乡抗击；元兵到后，陈宜中立即逃遁，远走泰国；元军逼临安，留梦炎遂逃遁，吴坚也与留梦炎一起出逃。包括江西籍的章鉴，在元兵逼近临安时，也竟托故逃跑。这就告诉人们，让没有战争经历、对于战争态度不积极、又不会打仗的人去指挥战争，只能遭受全军覆灭，这是不能用主战还是主和来区别，或者把他与妥协、投降、苟且偷安、不思进取相联系，甚至给他戴上一顶定“汉奸”的帽子就能解决问题的，而是应从社会大背景去寻找其中的原因。过程性评价强调开放性，就是不要拘泥于一个模式，希望从多元的、发展的、实事求是的角度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
[1]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00，“绍兴三十二年七月癸亥”条。
[2] 《宋史·王十朋传》
[3] 《梁溪集》卷58《十议·议国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