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真正的抗战派或明显的投降派还是比较好辨认的。有人出于对国家、对民族负责的精神，主战、善战，机智勇敢地担当起战斗的重任，这是值得赞扬的主战派；有人有计划、有目的、有预期的进行叛卖活动，成为敌方的代理人，这是被人们所鞭斥的真正的投降派。问题是如何正确评价两者之间的人物。建炎以来，和战之争屡起。有的人过低估计了自已的力量，看不到群众的力量，于是主张退避求和，这种错误决策虽给国家与民族带来损失，但他并没有投降；有的人看到金军力量确实强大，认为当时形势敌强我弱，战则不胜，由此做出自己的判断，主张在充分备战、国力增强之后再战，他既不反战，又不主战，要求缓战；也有人以主战为名，不合时宜地、不切实际地、盲目地要求作战，属于急战；这些不同想法有的属于政见问题，有的属于动机问题，不都是由于爱国的动机，而是见仁见智，当然就不能单纯地贴上主战派或投降派的标签。
以往，在很长时间里，有人就简单地把宋朝的将相、官员分为主战、主和两派，把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历史人物简单化。实事求是地说，人们不能简单地以“主”什么作为标准来分析一个人。对于南宋61位宰相逐一排队可见，他们始终存在着战、和、守、避四个方面的主张，具体对于某个人来说应该具体分析。而且，主战与非战有时也是相对的，也应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比如：
早在建炎元年，李纲就提出过“议国是”问题，论述了和、战、守三者之间的关系，提出过和、战、守三策。他认为，与金人议和，必须建立在自己力量的基础上，“以守则固，以战则胜，然后其和可保”，若不讲究战守之计，一味相信议和，“则国势益卑，制命于敌，无以自立矣”。他提出“为今之计，莫若一切罢和议，专务自守之策”。待数年后，“然后可议大举，振天声以讨之，以报不共戴天之仇，以雪振古所无之耻”。[3]这就说明李纲既是主战的，又是主守的，关键在于掌握当时的条件。
赵鼎在南渡后，更是曾历陈战、守、避三策，力荐岳飞收复襄阳。
绍兴年间进士虞允文先以父荫入官，后曾出使金朝，回来后奏请加强战备。不久朝议主和，多次力争，未被采纳。
由此可见，主和的、主守的、主避的，即不主战的不一定是投降派，应该从本质上把握他的定位。
要注重评价的发展性与开放性。
过程性评价是持续的，因与果会延伸到战争的整个过程中。很多人从汉族为中心出发，认为中原地区被金人占领、长江以南岌岌可危，是南宋政府妥协、投降的结果，所以谴责南宋是个偏安的小朝廷。其实，谁都清楚，南宋受到轻视的真正原因在于自己的贫穷、软弱，只有富强才能有自己的政治地位，才能在与民族政权议和中占有优势。
有人习惯于一味追求“战胜”与“收复”的思维方式来思索问题，认为主战就好，越战越好。其实，动机与结果是相统一的，没有正确的动机，就不会有良好的结果。比如，开禧北伐的目的是韩侂胄想“立盖世功名以自固”，以坚固个人的宠位。明明是一场没有希望取胜的战争，却要坚持去打，这样的“主战派”只会给社会造成灾难。而史弥远以当时条件不成熟为由，反对北伐，并将此提到事关国体、宗庙社稷所重，以致关联到数千万人之性命大事的程度。从表面看，一个主战，一个主守，主战是当时潮流，被认为是正确方向；主守自然成为保守。若以发展观点看问题就会有不同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