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法不知道什么绝对分明的和固定不变的界限，不知道什么无条件的普遍有效的“非此即彼”！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学的差异互相过渡，除了“非此即彼”！又在适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并且使对立互为中介；辩证法是唯一的、最高度地适合于自然观的这一发展阶段的思维方法。
这就告诉人们，认识事物只用“非此即彼”的原则是愈来愈不够了，而以“亦此亦彼”为标准作为消除绝对分明的“非此即彼”的界限，则是一个有效的方法。
历史事实说明只有认真地清除评价环境中的绝对因素，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比如，史浩在与张浚的辩论中敢于说真话。在对付金兵、收复失地的重大问题上有自己的看法。他从内部兵力、国家财力的角度考虑，反对劳民伤财，反对贸然出兵，反对“兴不教之师”。他主张在物力、军力、实力相当条件下进行北伐。这种勇于思考、追求真理、思想不僵化的思维模式，这种有条件地进行抵抗的主张，在当时和现时都是科学的，也是符合民意的。战争实践证明，史浩的主张也是正确的。而张浚只凭经验办事，以主观先验的眼光来看待新的战争形势，过分相信自己，就造成了与客观实际不相符合的结果。尤其是王十朋以无限上纲的极端做法，非得在史浩身上扣上怀奸、误国、植党、盗权、忌言、蔽贤、欺君、讪上等八大罪状。[2]就是这些大帽，最后迫使史浩辞去相职。这种以“莫须有”的做法，实是历史评价中的大忌。
由此，我们就可得出多元化评价结论：主战派一般是正确的，但不一定全部正确，非战派正确与否则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分析他们的动机、经过与结果，不能因其不主战，就将其一棍子打死。要知道，社会上大量存在的是主战、主降之外的“亦此亦彼”人物。以文天祥为例，他有三个弟弟：文璧、文霆、文璋，其中文霆早逝。1278年冬，元军猛攻文璧驻守的惠州，他开城投降，年底，文天祥被俘，文璋随文璧投降，后隐居不仕。文氏兄弟三人各自作出人生的选择。元初，有人写诗讽刺文璧：“江南见说好溪山，兄也难时弟也难；可惜梅花如心事，南枝向暖北枝寒。”谴责文璧降元。
文璧降元的理由：一是不绝宗祀，文天祥母亲已客死他乡，一直没有安葬，需举灵柩归乡；二是南宋实际已经灭亡，抗争结果只是全城百姓倒霉。这样的托辞当然无法让道德审判者满意，但他的这一举动却得到了文天祥的理解。1279年三月，文天祥被押到广州，文璧前来告别，文天祥在《寄惠州弟》诗中云：“五十年兄弟，一朝生别离。雁行长已矣，马足远何知？葬骨知无地，论心更有谁？亲丧君自尽，犹子是吾儿。”希望文璧替他尽哀痛之情。
1281年，文天祥给过继儿子写信，说：“汝生父（文璧）与汝叔（文璋），姑全身以全宗祀，惟忠惟孝，各行其志矣。”文天祥以“孝”道体谅、认可了文璧的选择。他自己虽选择尽忠殉国，并未要求别人跟他学。同样，继子文升也“投降”了，当了集贤直学士，被封为蜀郡侯，孙子文富也为官。
文家三兄弟，或殉国、或投降、或归隐，选择了迥然不同的人生道路。文天祥兄弟作出决然不同的选择，反映了人的生性的复杂性，谁是谁非？由人去评说，这是不能用“派”相概括的。
要关注质的分析。
在对战与非战的深入分析中，不排除量性分析，更要强调质性分析，尤其要重视从社会的视角中对其进行更为深刻的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