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发现，如何看待战与非战是南宋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难点。在如何评定南宋的战与非战议题上还存有几个问题：
一是有人常把宋朝作为中国，而把以契丹人、女真人与蒙古人所建立的政权当作外人。
二是认为当时宋金关系中，宋是主体，金是客体，宋朝是中心，金朝是从属，换言之，宋是统一的象征，金朝处于宋朝的附庸地位。事实正好相反，尤其在南宋时期，随着一系列“条约”的签订，金朝始终处在宗主地位，而宋朝则是处于被动的“下国”地位。在战争中金朝则始终处在主动位置：“彼战则战，彼和则和。”[1]“绍兴和议”是南宋时期影响最大的一个条约：南宋向金称臣，世世代代子孙要谨守臣节；每年巨额的岁币银；宋朝皇帝接金朝国书需起立，而金则不需要，说明宋朝处于屈从地位。
三是认为在宋金关系中以战争为主，尤其是经过文艺作品的渲染，更把金人描绘成十恶不赦的、无恶不作的杀人魔王，让人误认为金人特别坏。事实是在宋金关系中双方以和平为主，以战争为次。女真人中有主战的，也有主和的，有些将领统率下的部队纪律也是严明的。
四是认为宋金战争中主战是正确的，主和、主守都是错误的。这种以主战为是，主和、主守为非的思路来评价人物，自然就形成了抗战派是爱国的民族英雄、其他就是卖国的消极退让的投降派这一不科学的结论与标准。
那么，应该怎样评定？
必须强调动机与效果的统一。
所谓过程性评价实际是对战争行为的动机、经过和效果所作的综合的、浑然一体的评价。人的行为是受动机支配的，而动机又是由某种需要引起的。换言之，需要因目标而产生动机。旧目标实现，需要得到满足，便会寻找新目标，激发新的需要。人们只有不断的在需要——动机——满足——新需要——新动机的往复过程中，才能得到新的提高和新的动力。所以，动机对于人的行为至关重要，由错误的需要引起的错误的动机往往会带来错误的结果。因此必须强调动机、经过和效果的三位一体的统一，既重视动机，又重视经过，更重视对于结果的全面评价。
在北宋末年到南宋初年的抗金斗争中，宋朝政府内部确实存在着严重的两派斗争，具体表现在以李纲、岳飞为代表的主战派和以秦桧为代表的投降派之间的斗争；在民间，中原人民和华北人民“怀土顾恋，以死坚守”，河北人民坚持游击战，红巾军保卫家乡土地，宗泽留守开封，等等。这些抵御南侵金军的事例都说明，他们要把金兵牵制在黄河以北，以实际行动倚恃人民的武装斗争，他们是真正的抗金英雄。从岳飞惨遭杀身之祸到文天祥在大都遇害，他们面对强敌，英勇抗争，在斗争中、在困难中，他们都能战斗到底。这些英雄从动机、经过和效果上做到了三位一体的统一。他们不管是胜是败，都是正确的。
同样，秦桧杀害岳飞，称臣于金，这一切都是由其动机所决定。从动机到过程、结果，自始至终都是围绕着他的需要。同样，分析开禧北伐的动机、经过与结果可知，虽然它是主战的，但从动机到效果也都是错误的。
不能追求评价的“绝对性”，而是寻求评价的灵活性。
在评价宋与金战争的关系中，我们应注意克服民族的偏见，明确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南宋作为由汉民族组建的国家与由女真民族组建的民族政权，都是中华民族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两个民族发生冲突时，不能总是袒护本民族；在由汉族与少数民族发生战争时总是偏向汉民族，贬低其他民族。假若有人同情或维护其他少数民族利益，就被赋以汉奸、不爱国等各种罪名。在处理统一与分立的关系时，既要注意中原地区政权对于统一的贡献，又不能抹杀民族政权在分立过程中对于国家统一的贡献。在处理战与不战的关系时，不能光强调战就好，越打越好，主打就好。反之，非战就是投降。这里，用得着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的一句话，恩格斯指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