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嘉定和议》的具体条款，有的依旧，如两国境界如前；双方遣返俘虏如前；有的稍有变化，如：称呼照前，只是由叔父改为称伯父；变化最大的有三点：一是宋每年交纳岁币银、绢较前增加十万两、匹，二是宋需交纳犒军银三百万两与金，三是惩办战争首谋之人，宋将韩侂胄与苏师旦的首级函送金人。
3.从影响看：
史弥远受遣责最多、最激烈的也在于此。其实，了解宋、金对正统的理解就能找到正确的定位。了解南宋皇帝的表现就能确定是谁的责任。
就在《绍兴和议》签订之后，宋高宗上表说：
臣构言，今来画疆，以淮水中流为界，西有唐邓州，割属上国。自邓州西四十里，并南四十里为界属邓。四十里外并西南，尽属光化军，为敞邑沿边州城。既蒙恩造，许备藩方，世世子孙，谨守臣节。每年皇帝生辰并正旦，遣使称贺不绝。岁贡银绢各二十五万两匹。自壬戌年为首，每春季搬送至泗州交纳。有渝此盟，明神是殛，隧命亡氏，踣其国家。今臣既进誓表，伏望上国早降誓诏，庶使敞邑永为凭焉。[8]
1142年（宋绍兴十二年，金皇统二年）三月，金遣使册宋康王（高宗）为帝。[9]
这就是说，宋高宗是以臣子、藩方的名义向上国（金朝）承诺的，他感谢金主的恩典，表示今后世世子孙都能谨守臣节，认为所割疆域属上国所有，决不反悔。今日，以臣的名份进奉誓表，希望上国能早日下降誓诏，以保永久平安。
有人以为是史弥远让南宋遭受屈辱，事实上是早在宋高宗时就愿自受其辱：金国是上国，南宋是藩方；金朝是君主，南宋是臣下。谁是正统，谁是附属，定位一目了然。
有人对于金朝要求增加岁币银绢、交纳犒军银，以及惩办战争首谋之人并将他们的首级函送金人不理解。这正是西方史学家与中国传统史学观念的不同视点。《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中说：在1207年下半年到1208年的和谈期间，金朝坚持要将韩侂胄作为主要的“战犯”，一再要求将他引渡。得知韩已被诛之后，他们又要求将韩的首级献给金作为赔罪的证物。换言之，金朝在《嘉定和议》中是以惩治“战犯”和战争赔偿的名义来处理宋金关系的。所谓“战犯”是指犯有战争罪行的人，他们认为韩侂胄破坏了原有的几十年和平局面；所谓“战争赔偿”是指战败国由于战争的原因，必须付给战胜国一定数量的实物或现金。按理说只有被侵略国家才有此权利。因为金朝认为“开禧北伐”是由韩侂胄挑起的，就把自己当成被侵略国家。
综上所述，宋金的这场战争以南宋答允金朝之请，函送韩侂胄首级换取所侵之地而结束。从此，南宋的地位更是一落千丈。对于南宋来说，《嘉定和议》比《隆兴和议》更为屈辱。宋宁宗在总结开禧用兵时说：“恢复岂非美事，但不量力尔。”[10]但是南宋受辱，责任不在史弥远，他只是皇帝指令的一个执行者。应该对此负责的是宋高宗与韩侂胄。由此也可说明，宋金关系中定调与第一责任人应是宋高宗，此后很多问题来源于此。所以，史弥远临危受命时所遇到的问题，既不能归咎于当时的宋朝最高统治者宋宁宗的无能，也不能怪罪于史弥远本人玩忽职守，而是由于他们遇到了可怕的对手金军，以及南宋开国皇帝高宗种下的祸根。同样，南宋的灭亡，也不在于宋朝的软弱，而在于他们遇到了更为可怕的对手蒙古军队的攻击。同时还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不要折腾。这里，我们应该明确，不是所有主战者都是正确的。
假若对于双方来说都有好处的话，就是“这个和议又为宋金两国提供了20余年的和平相处的环境”。
4.从结果看：
宋朝向金屈从由来已久。尤其是不少人不能原谅史弥远向金献上韩侂胄头颅这一事实。这是由于他们并不了解历史的全过程，若从整体看，从长远看，从历史发展的全过程看，掌握了全部材料，就会了解史弥远主守的观点是正确的，他的做法也是整个过程的延伸，是无可奈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