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观念在修史中也得以体现。《宋史》是元朝末年由元朝丞相脱脱和阿鲁图先后主持修撰的，在编修体例上也有过不同的主张，双方“持论不决”。
蒙古族也以正统自居，因此在正统承继问题上必须有个明确说法。脱脱丞相最后决定以“合三国正统说”来修《宋》《辽》《金》三史。即他们认为宋、辽、金三朝都不属正统，元朝是合三国而成正统的。换言之，他们认为当时的历史状况与魏蜀吴三国时期非常相似，属于“是非难明”时期。因此“金虽据有中原，不可谓天下之正；宋既南渡，不可谓合天下于一”，元朝只是在金灭辽、元灭金、最后灭宋后实现统一的，是在此基础上“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而后正其统”的。[7]所以，把元朝称为合三国而为正统较为适宜。
《宋史》作者不偏不倚的定位，有利于指导处理宋与金的是非。既然南宋并不代表正统，因此在杀韩侂胄、在向金奉献头颅上只是表明人们常说的“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历史是胜利者的历史”，并没有触犯正统地位，也无所谓“有伤国体”。南宋朝廷被迫同意向金人献头颅一事是经过朝廷讨论、皇帝认可的，实是南宋的无奈之举，怎么能归罪于史弥远一人，且非在他的头上戴上一顶“投降派”“奸臣”的帽子，并非得将其归入奸臣系列不可呢！
（二）谁应对此负责？
史弥远遭人非议最多的是他参与制订《嘉定和议》的条款。因为，从传统观念出发，汉人是不能向其他民族称臣、包括向女真人低头的。相反，如果其他民族包括女真人向汉人低头，以至于割了他们首领的头颅，他就会成为民族英雄。
其实，史弥远对于《嘉定和议》条款从制订到执行都不负有责任的。我们不妨将《绍兴和议》、《隆兴和约》和《嘉定和议》三个条约的条款做一比较。
1.从条约签订的时间看：
（1）《绍兴和议》先后两次，第一次在1138年（宋高宗绍兴八年，金天眷元年）八月，宋朝金朝双方签订了正式和约。第二次在1141年十一月，与第一次相距三年。
（2）《隆兴和约》在1164年（宋孝宗隆兴二年，金世宗大定四年）十一月，订立，与《绍兴和议》相距二十三年。
（3）《嘉定和议》在1208年（宋宁宗嘉定元年，金泰和八年）三月签订。与第二次《绍兴和议》相距67年，与《隆兴和约》相距44年。
2.从内容看：
（1）第一次《绍兴和议》规定：两国以黄河为界，将原刘豫管辖的河南、陕西之地交还宋朝；南宋向金称臣；南宋每年需向金朝交纳“岁贡银绢各五十万匹两”，即将原来交给辽朝的岁币转交给金；金人允许归还宋徽宗、宁德皇后梓宫，以及宋高宗之母韦氏。
第二次《绍兴和议》主要内容有：
第一，南宋向金称臣、奉表于金，由金朝册封宋主为皇帝，“世世子孙，谨守臣节”。
第二，南宋每年春季向金交纳岁贡银、绢各二十五万两匹。
第三，每年金主宋帝生辰及正旦，双方都需遣使致贺。
第四，宋金东以淮水中流、西以大散关为界。
第五，割唐（今河南唐河）邓（今河南邓县）二州，及商秦之半以畁金。
第六，燕京（今北京）以南、淮水以北流亡南方的人，若愿北归，南宋不得阻拦；而燕京以北逃匿于南方的人，则必须遣送归还。
第七，以口头表述为准，金朝同意将宋徽宗、郑后的梓宫，以及宋高宗之母韦氏等归还宋朝。
（2）《隆兴和约》内容较前有一定变化，如：皇帝称号由原来的君臣之国改为叔侄之国；改原来的诏表为国书，宋、金皇帝一律称为皇帝，文书都称国书；改称岁贡为岁币，银、绢也各减五万两；疆界以《绍兴和议》为基础，双方再割、再让一些州地；在遣返俘虏问题上也有变化。由此可见，宋朝地位较前有所提高，金世宗在保证所得前提下确实作了一些让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