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63年（隆兴元年）正月，史浩自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位置正式拜为宰相。是时年已57岁，对于这样难得的机遇，只要处事圆滑就能明哲保身。史浩却不这样主张，他把责任心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他认为，当一个人承担了某种角色时，就必须对相应的后果负责。只有义不容辞地做好职内的工作，才是尽到了自己的责任。南宋时期，战与非战是个非常敏感的问题。朝廷上主战派显然占有上峰，呈现出一片主战就好，有战必胜的呼唤声。作为宰相这时可以只讲原则，不谈实质，也可以随声附说，不作具体表态。但是个性直率的史浩，他和盘托出，勇于直谏，提出了与主战派完全不同的意见。在对付金兵、收复失地的重大问题上他有自己的看法，他不同意冒险出“战”。他从内部兵力、国家财力的角度来考虑，反对贸然出兵，并力主孝宗不能亲征。他认为以后在物力、军力、实力相当条件下，可进行北伐。史浩认为：“先为备御，是谓良规。若夫议战与和，则亦在彼不在此。彼战则战，彼和则和。和不忘战，姑为雪耻之后图。战不忘和，乃欲援师而自治。”“第当坚壁，力御攻冲，谨俟乘机，以图恢复。”[3]并一针见血地直言“偿听浅谋之士，兴不教之师，寇去则论赏以邀功，寇至则敛兵而遁足迹，谓之恢复得乎？”[4]这一精辟的论断，得到了宋孝宗的肯定，但却遭主战派的强烈反对，由此他便结束了第一次宰相的生涯。
作为宰相或官吏的史浩具有一种非常可贵的真情与负责的品质。在他复相后继续口讲真话，耳听真言，不做作、不造假，踏踏实实办真事。当市民陆庆童因反抗征兵而被捕后，史浩站在民众一边，竟敢对皇帝以夏朝和秦朝末年民众的“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和“等死，死国可乎”的种种民怨作为告诫，直言民众得不到公平处理，其行其“言亦可畏”，以至引起宋孝宗的愤怒，提出这“是比朕为秦二世”的指责。史浩就是用如此胸怀和强烈的责任心来待人处事，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主事，从平常走向卓越，从成熟归于严谨，并把这一切当作自己毕生追求的性格。史浩这种不卑不亢、不失人格的表现，以及刚正不阿的品德，最后得到了宋孝宗的肯定，面对陆庆童的冤案，宋孝宗非常后悔，以至对人说：此事“史浩尝力争，坐次求去，至今悔之”。[5]
（三）荣辱不惊的为官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