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白寿彝先生先前主编的1980年版的《中国通史纲要》的相关部分，只是提到：“1194年，宋宁宗赵扩即位，重新作伐金准备。1206年，北伐军正式出发，连续收复了几个州县。后来，南宋的军政大权又落到了投降派的手里。1208年，宋又跟金订立了和约，把每年交给金的岁币增到三十万两，还赔偿金犒师银三百万两。”书中首次提出“投降派”概念，并未点名为何人。
从1980年的《中国通史纲要》到1999年的《中国通史》，新的史实没有增加多少，原有的史料却被改造成罪状，这是同一命题下出现在史学著作中史弥远获罪最多、最严重的一次，也是增添“罪状”之大、上纲上线之高非常“到位”的一例。从另一方面说，它给后人留下了最为不良的影响。
13.《南宋史稿》评定。
《南宋史稿》从五个方面对于史弥远做出评定。一是关于诛杀，认为“礼部侍郎史弥远是投降派的主要代表，此人素与韩侂胄不和”，他们“伪造密旨”，“在史弥远、杨后的操纵下”，杀了韩侂胄，事后才“上奏宁宗”，史弥远一伙“弹冠相庆，人人加官晋爵”。二是关于献头颅，认为是“史弥远在金人的要挟下，无耻地把韩侂胄、苏师旦的头颅割下，派使臣王抩送往金朝，以换取淮、陕侵地”。还说“史弥远等人为屈辱求和，杀害韩侂胄，卑劣地将他的头颅献给金人的举动，更引起了南宋广大军民的强烈不满”。三是认为“史弥远的擅权，却几乎无所顾忌，其权力之大也远远超过了秦桧”。四是认为立理宗是史弥远的一个大阴谋。五是对于韩侂胄，认为“韩侂胄却与秦桧一起被打入了《奸臣传》，这是很不公正的”。由此，他们也反对史弥远的嘉定更化，认为“通过这种‘更化’，妥协投降的空气重新弥漫南宋朝廷。（何忠礼、徐吉军《南宋史稿》，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版）
点评：打开本书，第一眼就能看到徐规先生所写的《序言》，文中表扬了本书的突出优点，“如在和战问题上以往史家常常是无条件地赞美抗战，反对妥协，把一切主张妥协的人都归入到投降派的行列。本书作者却认为，对提出妥协的人必须作具体分析，如果在敌强我弱，或强弱相当的形势下，为争取喘息时间，与敌人作些妥协，以为后图，亦未尝不可”，读了以后很受启发，很受鼓舞。再看正文中所举：“像史浩那样知己知彼，以议和为策略，以抗战和收复失地为长期奋斗目标的所谓主守派，实际上与真正的抗战派并无两样”实例，感到本书确有其新意。但再具体深入到相关段落，却大失所望。如对“开禧之战”的动机；把主守者史弥远定为投降派的主要代表；史弥远超过于秦桧；并为主战的韩侂胄打抱不平，甚至由此否定受到知识分子欢迎的嘉定更化等。感觉这些观点仍然“是无条件地赞美抗战”的表现，缺乏具体正确的分析。《序言》说得好，应“在正确史观的指导下，严格以史实为依据，在充分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事关南宋历史的重大问题和重要人物进行新的探讨和论述，既不标新立异，也不落入俗套，因循旧说”。这应是本书需要遵循的一个原则，尤其在探讨南宋这些重大历史事件和史弥远这一重要历史人物方面更应慎重，不要留下后遗症，这也是本书能够做到的。
14.尚钺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的评价。
“宋宁宗时（1195—1224年）外戚韩侂胄为相，专权跋扈，排斥异己，为了树立声威，巩固地位，趁金人与蒙古连年战争，国势衰弱，在开禧二年（1206年）发动北伐，但此时南宋国力更加衰敝，南宋杀韩侂胄求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