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宰相最擅权者，为秦桧、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四人。盖南宋宰相兼总兵财权莫与比，一人得政，俨然首辅，其他执政，陪位画诺而已。当艰难缔造之会，非此不能有所施设，史乃尽以奸臣目之，不免门户道学之见。实则秦桧始终受金人操纵，卖国之罪难逃。韩史操弄威福，有废立之渐，无不臣之心，其所行事，亦善恶互见。不尽如宋史所诋。”（邓之诚编著《中华二千年史》）
又说：“史弥远结蒙古，与北宋海上之盟何以异。韩侂胄冤死，送首北廷，金人以为忠于谋国，谬于谋身”。（同上）
点评：1953年，《中华二千年史》作者认为南宋不振的原因有三，一是相权极重；二是太学生之论政；三是道学之禁。其中首要的是“相权极重”。明确指出最擅权者有秦桧、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四人。在分析秦桧时用了“卖国之罪难逃”，而指认韩侂胄与史弥远“有废立之渐”。同时不加分辨地认为史籍中“尽以奸臣目之”。这里有个误解，《宋史》所指奸臣只是秦桧、韩侂胄和贾似道三人，而不是四人，史弥远并未排列于奸臣中。也许是由于“自古人主大权，不移于奸臣，则落于近幸”之故，所以，秦桧长期独相，“盗权十有八年，桧死，权归陛下”，（《宋史·虞允文传》）他干尽坏事，成了众所周知的奸臣。史弥远虽不是皇帝的“近幸”、宠爱之臣，但他独相的时间较秦桧更长，自然也就被当成了奸臣。用这种推理的方法来评定历史人物有时是不准确的。
3.周谷城的评价。
周谷城在《中国通史》下册中说：“金人的要求，如此严酷，宋人为势所迫，毕竟把举兵北伐，希图收复失地以建立武功的韩侂胄杀了！以谢金人！主持此事的凶手是礼部侍郎史弥远，盖弥远原与侂胄有隙也。”（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一版，1981年第四次印刷）
点评：本书以《宋史》为依据，称侂胄死了，次年和议即告成功。并讲清了诛杀事件的简要过程和原因，把史弥远定位在“主持”和“凶手”上，不够准确。原作写在1957年，到1981年第四次印刷时没有变。
4.吕振羽的评价。
吕振羽在《简明中国通史》下册中说：“在南宋，主战派日益式微，人民对宋廷根本失望，内部的阶级矛盾却更加扩大了。”“又有朱熹等的改良运动，如正经界、立社仓等等，实质上都是继承王安石‘新党’政策的一些内容。”“于此，又有韩侂胄为首的贵族大地主的‘伪学之禁’，实际的内容便在于反对改良政策，驱逐改良派”。人民忍无可忍，反对宋小朝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次印刷）
点评：此书1941年2月28日著于重庆，1959年、1962年、1965年、1980年和1982年，都有过修订或重印。1959年在说明中表示：“中国史应该是各兄弟民族共同的历史。”1980年说：“此次重印，正是实现我多年的愿望，充当青年一代的助手，寄希望于未来。”虽经多次修订，对于这个评论一直未改，这是所有书籍中最具特色的一个评语。他从阶级矛盾入手，引出朱熹与王安石改革，从“新党”又涉及到“伪学”，把韩侂胄定性在贵族大地主。最后，又回到阶级斗争“人民忍无可忍，反对宋小朝廷”，没有提及史弥远的内容。这是符合当时写作的社会背景的。
5.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中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