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评：《二十一史》是明嘉靖年间所校刻的史书，在《十七史》之外，另加宋、辽、金、元史，是离南宋时间比较近的历史著作，具有一定的时代气息。在作者看来：史弥远既有“除奸息民”，利于社稷的功劳，又有“济邸之废”的过错，因此为后世所诋毁与议论。功过表述得非常明确、贴切。
4.赵翼的评价。
赵翼两处说到了史弥远。
其一：“桧杀岳飞、窜赵鼎等，弥远则擅废宁宗所建皇子，而别立嗣君，其无君之罪更甚于桧。”（《廿二史札记校证》卷二六《秦桧史弥远之揽权》）
其二：“史弥远攫权久于秦桧，无君之罪更甚，及身少诟詈，死后又不立奸部，则以弥远肆毒于善类者较轻，遂无訾之者。弥远之黠，岂不更胜于桧哉。”（赵翼《廿二史札记校证》）
点评：赵翼从维护赵宋王朝王权这一角度出发，认为皇权是不能轻易更动的。同时，他又认为史弥远在宰相任上的时间较秦桧长久，长期独相、架空皇帝，两者所畴的罪责较秦桧就更严重。但是，他认为史弥远在身后却很少遭受怒骂、辱骂或指责，死后史书中又没有把他放入奸臣传中。这是由于史弥远的“肆毒”行为没有毫无顾忌地施展于友善的人们，对于友善人的影响、对于人民群众的伤害并不大，就使得后人无人会说他的坏话，评论他的短处。所以，他认为史弥远聪明而又狡猾，他的为人做法胜过于秦桧！赵翼说得很明白，将史弥远对比秦桧，说他是权相符合实际。但从赵翼的原意看，却有表彰史弥远为相之道不易的成分。这也正是赵翼点评历史人物方法的独到之处。
（三）新中国成立前后的评价。
1.《鄞县通志》的评定。
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出版的《鄞县通志》认为：史弥远承韩侂胄乱政之后，守法持重，礼贤爱才，又惜名器，抑幸功、饬国防、戒开边衅，可谓贤矣。而史顾少之，以其废济王一事也。当济王为皇子正弥远急切图治之时，废立何等事。弥远竟冒大不韪而豫之谋是必有不得已者也。这些“宫闱深秘，皇嗣贤否，国人固不得知之，弥远苦心不为人谅，其势然矣”。至于杀韩侂胄且与金议和，《鄞县通志》认为“宗室自南迁而后，国势益蹙。战固难能，和亦非易，然民间仇外之心日积而深。侂胄虽败，而其主战之议实是掀一时上下之沉念。弥远反之，此其所以不利于众口乎！当时议者辄以专权诋弥远。夫弥远者既负家国社稷之重矣，政权之专安所逃其责哉，虽然负重贵其有才，而弥远徒以权势负之乌乎其胜也”。（《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鄞县通志》人物类表第二下）
点评：民国时期修撰的《鄞县通志》，1951年又以《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的形式重新铅印出版，说明解放前后的观点没有改变。作者充分肯定了史弥远在任上的业绩，认为他做了大量安国利民的好事，用“可谓贤矣”一语相概括。对于历史上的一些疑点，重点是对废济王立理宗之事作出客观的解释。一是认为，原因是他在“急切图治之时”，遇到皇子的恶语劣行相逼迫，是不得不采取的措施。二是认为“宫闱深秘，皇嗣贤否，国人固不得知之”，所以他有“必有不得已”而为之的理由。至于因宋金和议一事遭非议，其根本原因是“民间仇外之心日积而深”。所以侂胄虽败，以其主战的主张就能掀起一时的沉念。而史弥远正好相反，因而不利于众口，不被人们所谅解。本书的作者还认为：当时“战固难能，和亦非易”，说明杀韩侂胄、献头都是形势所迫，被迫无奈。至于说史弥远专权，作者的解释是因为他是“负家国社稷之重”。这样的评论还是比较公正的。
2.《中华二千年史》指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