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以1142年10月11日为界，把宋金之间的战争划分为两个时期，1142年之前为前期，战争不断；1142年之后为后期，转入和平共处时期。也有人以为在“此后的70年间有过两次干扰，一次由金引起，一次则是由宋引起”，[1]韩侂胄发动的开禧北伐就是其中的一次干扰。史弥远与韩诧胄的对抗也是南宋时期一次战与非战的碰撞。
如前所述，韩侂胄因为扶持宋宁宗有功而获取了相位。还想通过对金的战争，为自己“立盖世功名以自固”。[2]于是，他经常进行挑衅，随时准备发动对金朝的战争。鉴于韩侂胄“建开边大议”，并奏请出兵北伐，[3]也能满足部分臣民收复北方失地的心理需求，宋宁宗就“诏在位者言事”，让文武百官们提出自己的看法，以便引起朝廷上的广泛争论。
时任礼部侍郎的史弥远对于当时的情况还算保持了一点清醒。他以当时条件不成熟为理由提起上疏，认为宋金之间的实力不平衡，宋朝没有能力收复失地，表示反对北伐。史弥远说：“今之议者，以为先发者制人，后发者制于人”，这种理论若“施于一胜一负之间，则可以争雄而捷出”，若事关国体、宗庙社稷，则关系重大。怎么可以举数千万人的性命而“轻于一掷乎？他认为京师是根本之地，如果驻守京师的军队也派出去作战，势必造成京城空虚，万一盗贼窃发，由谁来守卫呢！？从沿江屯驻之兵来说，都是独当一面的，尤其应当整备，切勿轻易调发，否则内外表里空虚，都不足以守卫，就更可怕。他认为，将士们应固守阵地，务必不能轻信“浮言”，也毋贪小利让敌人的挑衅相干扰。只有当“使民力愈宽，国势愈壮”时才可大举进攻，以造就宗社、国家之大福。[4]这段话的意思很明确、也很辩证。史弥远认为战争的决策不在“于一胜一负之间，则可以争雄而捷出”。而是“事关国体、宗庙社稷，所系甚重”，他认为战争的成败关系到“可举数千万人之命”，从“以人为本”视角而论，也不能“轻于一掷”。他从当前实际情况出发，认为兵力不足、社会不安定、经济财富实力不足，内外表里都没有足够可以依托的前提和实力，所以不能出兵。但是，他并不一味反对出兵，而是主张在“民力愈宽，国势愈壮，迟之岁月，以俟大举”，条件成熟后出兵收复失地就是“宗社无疆之福。”[5]史弥远不同意马上出兵的观点，引起韩侂胄的极大不满，两者形成激烈的矛盾。
南宋从1164年“隆兴和议”之后，已有四十多年没有战事。长期以来广大官吏和人民群众也是反对战争的。对于开禧北伐，当时群众也有反对的。有人就说：“边衅既开，三军暴骨，孤儿寡妇之哭声相闻，则三军怨矣；并边之民死于杀掠，内地之民死于科需，则四海百姓皆怨矣。”[6]这也说明史弥远反对在没有条件取胜前提下作战的对话，也是代表当时群众的呼声的。
1206年（开禧二年）四月，韩诧胄任命兵部尚书薛叔似为湖北京西宣抚使，御史中丞邓友龙为两淮宣抚使，程松为四川宣抚使，吴曦为副使，兵分三路，发动全面进攻。五月七日，宋宁宗宣称“天道好还，盖中国有必伸之理，人心助顺，虽匹夫无不报之仇”。“自处大国，如临小邦，迹其不恭，姑务容忍。”因此“布告中外，明体至怀”。[7]正式下诏“北伐”，标志“开禧北伐”的正式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