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外贸事业的发展，就会出现涉外事务。比如，1165年（宋孝宗乾道元年），真理富国大商死于明州城下，“囊赉巨万”，如何处理这笔遗产引起争论，有的官吏申“请没入”，即将财产充公。有人主张物归原主，由家属领回。当时知明州的赵伯圭就说：“远人不幸至此，忍因以为利乎？”他不仅没有将其财产没入官府，反而为其“具棺殓，属其徒护丧以归”。[17]在处理外商遗产问题上，南宋官吏表现得很宽容。这种“存恤远人”的做法，在“岛夷传闻”中迅速传播，使不少外商“无不感悦”，愿意与南宋政府开展贸易往来。
南宋时，原有禁止外商与当地居民杂居的规定，随着外商人数的增多，此规定已不适用，由此“蕃商杂处民间”的情况已较普遍，形成一种比较开放的局面，也得到民众的认可。[18]
南宋政府对于蕃商子女的教育也很重视。把立大志、明人伦和正心境成为外商子女学习的主要内容，以此培养他们对于中华文化的感情。
另有涉外婚姻问题存在。
5.惩治腐败
南宋时，官吏贪求外商货物情况非常严重。1207年（宋宁宗开禧三年）政府再次申明：泉、广市舶司，蕃货照条抽解，和买入官外，其余货物不得毫发拘留，巧作名邑，违法抑买。如违反规定，准许外商越级上诉，犯者计赃坐罪，[19]用来净化招商环境。
总之，南宋时期中国经济从地域上完成了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的转移，从经济形态上逐渐实现了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内陆经济向海陆相结合的经济转移，中国农耕文明出现了向前发展的趋势。南宋时期社会物质生活方面，各地都有各自特色。尤其是临安城，作为都城相对发展较快，临安的饮食业更为发达，除官营外还有私营的，如和乐楼、和丰楼、中和楼、春风楼等，内有金银器皿，一应俱全。还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菜单”，供食客任意点用。除有男性工作人员以外，还出现了女服务人员，这在以往是少有的。我们可以用著名的“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的诗句，来歌颂杭州的歌舞升平的景象，不必非得以生硬的对照和“政治标签”来否定南宋经济的发展，或以这种“浪漫主义”来作为“历史定论”的依据。事实让人们看到，经过南宋一代的建设，杭州确实变得更美丽、更可爱，较前朝有了更多的进步，甚至赛过了北宋的都城汴京。从地位上看，临安（杭州）是当时具有世界影响的国家都城，中国在当时世界上仍处于领先地位，在人类文明进步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要知道，南宋以其狭小的国土面积，独立地维持了153年的统治，且对同时代的少数民族政权和周边国家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的影响。所以，陈寅恪先生说得好：“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费正清更把这一时期说成是伟大的时代，这种赞美自然包含着对南宋和平发展的肯定。联系明州史氏家族的情况，此时正是史浩、史弥远、史嵩之等三位宰相及明州史氏家族的子孙们先后掌权或辅政时期，说明当时的当权者规定的这些政策是有效的、有利的。通过这些政策措施，促使商品经济得以发展，正是这种施政精神，促使社会有了新的发展。
[1] 朱瑞熙：《重新认识宋代的历史地位》，载《人大复印资料·宋辽金元史》，2007（1）。
[2] 《宋史·食货志》
[3] 黄震：《慈溪黄氏日抄分类》卷78，《咸淳八年春劝农文》。
[4] 高斯得：《耻堂存稿》卷5，《宁国府劝农文》。
[5] 《元史·食货志·税粮》
[6] 《宋元方志丛刊》
[7] 王鳌：《正德姑苏志》卷18，《乡都》。
[8]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
[9] 陈杰林：《南宋商业发展特点与成因》，载《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3（4）。
[10] 《金史·食货志》
[11] 《萍洲可谈》卷2
[12] 葛金芳：《南宋走向开放型市场的重大转折》，载《杭州研究》，2007（2）。
[13] 《东方胜览》卷12
[14] 《宋会要辑稿·职官》
[15] 《宋史·食货八》
[16] 《东西洋考》卷6《日本》
[17] 楼钥：《攻媿集》卷86《崇献靖王行状》
[18] 楼钥：《攻媿集》卷88《汪公行状》
[19] 《宋会要辑稿·职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