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远自商鞅变法开始规定以农业为本业，以工商为末业，奖励耕织，打击弃本求末。以致统一六国后，秦始皇采纳李斯提出的“百姓当家则力农工”的政策。历朝历代长期实行“上农除末”的结果，大大抑制了工商事业的发展。南宋时期，政府一改以往重农抑商政策，确立了“农商并重”的基本国策，其中的原因与南宋的格局有关。谁都清楚，有宋一朝是中国历史上统治地区最小的中原王朝，对于南宋来说更是如此。南宋时期金朝占夺了北方的半壁江山，土地面积更是大量减少。据统计，南宋时期的国土面积只有北宋时期的五分之三，耕地面积大量减少。面对地域狭小、发展空间少的现状，继续实行重农抑商、奖农的农耕政策社会没有出路。为了解决地少人多的矛盾，南宋政府采取了奖励开垦荒地、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和开展多种经营方式等措施，使“社会生产有迅猛发展，其农业、手工业、商业等的发展水平，大大超过唐朝，成为战国秦汉以后，中国封建经济的又一高峰期”。[1]以两浙山区为例，将荒地“垦成田园，用力甚勤”，[2]“无寸土不耕”。“浙间无雨便车水，全家大小日夜不歇”[3]，南宋末年，有人更赞扬“浙人治田，比蜀中尤精”，“深耕熟犁，壤细如面”，由此实现“上田一亩收五六石”，[4]来满足日益增多的人口需要。同时，又有一批北方南下的移民带来了先进的农业技术，使用先进的生产农具。据传，王祯《农书》中记载的105种农具，在南宋时期都曾出现过或使用过。由于政策的正确，战事的减少，社会的安定，提高了人民的生产热情，促进了农产品的收益，推动南宋社会向前发展。有人统计，这一时期，江浙地区的岁粮收入占全部粮食生产的三分之一。[5]“苏湖熟，天下足”成为当时人们所熟悉的谚语，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奠定在这一时期，有人因此把这一现象称之为中国的“农业革命”。
与此同时，政府在实行“农商并重”的基本国策的基础上又采取惠商、恤商政策，也是促使商品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重要保证。南宋时期，在国内贸易上表现为集市贸易已形成较为密集的网络系统。据《宋元方志丛刊》记载：1196年（宋宁宗庆元二年），平江府常熟县有391个村落，共有49处集市，平均约8个村落有一个集市；1208-1224年（宋宁宗嘉定年间），台州所属5县农村43个乡，共有集市72处，平均每乡有1.7处；1225-1227年（宝庆年间），庆元府所属6县农村有40个乡，共有136处集市，平均每乡3.4处；1265-1274年（宋度宗咸淳初年），常州所属4县农村71个乡，共有集市186处，平均每乡为2.6处。[6]农村集市贸易发展速度较快，标志着市场开始走向成熟。有些临时性村落集市也向着稳定性过渡。如平江府半山桥市“民居辐辏，朝夕为市”；而镇江府的丁桥市“水可舟，陆可车，亦农工商贾一都会”，[7]由农村贸易向城市商业转化。
1220年（嘉定十三年），有人奏报：太湖流域和东南沿海部分州县，如“黄姚税场系两广、福建、温、台、明、越等郡大商海船辐辏之处，南擅澉浦、华亭、青龙、江湾牙客之利，北兼双浜、王家桥、南大场、三槎浦、沙泾、沙头、掘浦、萧径、新塘、薛港、陶港沿海之税，每月南货商税动以万计”。[8]说明通过商贩的努力，闽浙之间频繁的商贸往来已加强，集市贸易突破原有的封闭状态，走向开放，商业税收已占到一定的比例。
据记载，宋孝宗淳熙年间（1174-1189年），全国正赋收入为6530万缗，占全国总收入的30%以上，这就说明当时的商品交易额应在20000万缗以上，由此证明商业税的收入也已超过农业税的收入。[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