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文化在时间和空间的流变上出现差异，在社会进步的大趋势下，原有的相对封闭的、内向的文化开始走向开放，成为人们迫切需求的精神养料。南宋时期带有社会发展特殊风采的理学，经历了毁与誉的不同过程，对于南宋文化发展有着标志性意义。史浩与理学家们关系甚好，受着理学思想不少影响。理学思想在宋理宗时期更得到发扬光大，说起南宋理学的发展就不能不提及史弥远，不能不提及“嘉定更化”。是史弥远实行“嘉定更化”，恢复了理学的地位，使理学得以发扬光大。
如前所述，赵汝愚、赵彦逾和韩侂胄都是宋宁宗“定策功”的主要参与者。之后，赵汝愚升任为右丞相，他把朱熹从潭州（湖南长沙）召回，让他担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为宋宁宗讲道。又把一些道学家如李祥、杨简、吕祖俭等收到朝廷中，结成理学家集团。这一举动引起赵彦逾和韩侂胄的不满，引发了韩侂胄对朱熹、对道学和道学家进行一系列的政治迫害，历时达六年之久。
朱熹，字符晦，号晦庵，又称为云谷老人。祖籍婺源（今属江西婺源），1130年（建炎四年）生于福建南剑（今福建南平）。他从小聪明好学，受其父亲熏陶。1148年（绍兴十八年）19岁的朱熹考取了进士，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他曾拜李侗为师，又广采周敦颐、张载学说精华，集理学之大成，形成独特的理学思想。朱熹历仕高宗、孝宗、宁宗和光宗四朝，政绩卓著。早年他主张在国家富裕与兵力强大的基础上抗金。他对宋孝宗直言：“金人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则不可和也明矣。愿断以义理之公，闭关绝约，任贤使能，立纪纲，厉风俗。数年之后，国富兵强，视吾力之强弱，观彼衅之浅深，徐起而图之。”以后他又主张积极防守，想用理学原理来改造政治，挽救社会，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只是他不愿与韩侂胄合流，这才遭到韩的迫害。1196年（庆元二年），有人按照旨意指控朱熹犯有“不敬于君”“不忠于国”等十大罪状，将朱子学斥为“伪学之魁”，将道学家划归为“逆党”人物，并开出了一份黑名单，剥夺道学家为官的资格，罢去赵汝愚相位，相关人员一律遭到贬黜。“伪学党”事件给朱熹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但他坦然处之，一心著述与讲学。经过朱熹改造的理学认为“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1]这一从“格物”到“致知”，进而实现修身、齐家、治国、明德于天下的著名的公式，是把社会外在的规范转化为人们内在的“自律”，实质上形成为南宋社会最为完备的理论体系。
这次“伪学党事件”不仅给朱熹加上种种罪名，连朱熹的学生们也都受到牵连。如有个弟子叫叶味道，“少刻志好古学，师事朱熹”。1199年（庆元五年）他参加科举殿试时，正好遇上韩侂胄打击理学。他的考试成绩本是“试礼部第一”的，由于当时“伪学”禁行，而他在制策中基本上按照程颐的观点无所回避给予陈述。监考官“见而黜之”说：此必是伪徒也。一查果然是朱熹的学生，就被排挤出科考。之后，他仍继续在武夷山中从朱熹于学。以后学禁开放，他才得以登上1220年（嘉定十三年）进士及第，[2]晚了整整21年。
1208年（嘉定元年），史弥远担任宰相之后，面对不得人心的“庆元党禁”，开始拨乱反正。在史弥远的主持下，他们“雪赵汝愚之冤，乞褒赠赐谥，厘正诬史”。这时朱熹、彭龟年、杨万里、吕祖俭都已辞世，就采取“或褒赠易名，或录用其后，召还正人故老于外”的办法，[3]为受迫害的理学家平反，为理学翻案，使理学获得自由发展的机会和宽松发展的空间，也使“朱子之学”得以复苏。史弥远使理学的学术地位得到肯定，推动了理学的发展，这在南宋的政治生活中有其重大影响，是一件深得人心的大事，因而受到广大知识分子的欢迎。这也是有利于社会、有利于国家社稷的好事。
在史弥远等推动下，理学得以发展。中国相继出现了以朱熹及其支持者为代表的道学，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以谯定、李焘为代表的蜀学，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事功之学，以吕祖谦为代表的婺学，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之学，以胡安国、胡宏为代表的湖湘学，以至形成学术界鼓励直言、自由讨论和学派林立、互争雄长的局面。之后，程朱理学成为南宋时期的正统思想，明州地区最先传播的是洛学，有杨时等一批学者为传承者。到了宋孝宗至宋宁宗时期，朱熹、陆九渊等人在明州的学术影响日益加强，就把陆学发展到极高地步，明州就成为陆学的重镇和阐发陆学思想的中心，其中，杨简、袁燮等陆九渊的学生们发挥了很大作用。史氏家族中的史浩自辞官返回明州后，也以真隐园致力于乡里教育，杨简等人也以史氏家族的“碧沚”书屋作为教学场所，使史氏子弟们有机会学习理学，推展理学。之后，明清两朝更将理学推向独尊的地位，以致使理学思想影响中国长达700-800年之久。
理学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佛教理论的影响，造就了“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的“三教合一”的格局。程朱理学要求人们“存天理，灭人欲”；佛教经常探索“止恶、向善、遏止欲望，发展本心”；而“性善”与“性恶”的对立又是儒家最基本学术所在。“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4]可以由儒学思想进行注解。“克己复礼”与“存天理，灭人欲”是探讨同一问题的总命题。所以，从这一意义上说，佛学、儒学、理学在很多议题上是相通的。虽然这些理论有限制人们思想发展的弊端，但又为人们提倡修身、齐家、去恶从善、为政清廉、为国分忧、为民请命提供了思想依据，对于推动家庭与社会的和谐有作用。理学将儒佛道三家并行，在此基础上创立了新儒学。
有人作过统计，南宋时期由于理学得到发展，出现了不少思想大家、各派学者和文化名人。这一时期，南方名人大量出现，约占90%。所以，有人认为“中国近八百年来的文化，是以南宋文化为模式，以江浙一带为重点，形成了更加富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文化”。[5]这就说明南宋时期士人对于思想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 《大学》
[2] 《宋史·叶味道传》
[3] 《宋史·史弥远传》
[4] 《尚书·大禹谟》
[5] 刘子健：《代序——略论南宋的重要性》载黄宽重主编《南宋史研究集》，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