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地图上的地标性建筑
据宋宝庆《四明志》绘的《鄞县境图》，在宁波市中心地区月湖附近有“史丞相府”和“史府花园”两个标致性建筑。这里记录着史浩及其后人的辉煌一页。南宋时月湖有“三岛烟霞，十州风月，四明古号仙乡”即“三岛十洲”之称，是史氏家族的最早定居地。史师仲、史浩都住在附近。之后，史浩在此基础上建成越王府，长子史弥大、三子史弥远和幼子史弥坚也都先后在其周围、前后修建宅第，形成了月湖边上最大的建筑群，就有了“史丞相府”和“史府花园”的标致性建筑。现今，这些建筑都已灰飞烟灭，只有古地图上的这些标注可以成为人们怀古的材料。
祠堂
中国古代宗法制下，对于祭祀的对象有着明确的规定，一般地说，社会阶层越低，祭祀祖先的权利越少，社会层次越高则权利越多，有时多至十几代，甚至几十代。所谓：“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祭于寝”就是最明确的规定。[2]宋代时，人们要求祭祀的呼声很高，也就放宽了要求，规定“文臣执政官、武臣节度使（三品以上）祭五世，文武升朝官（正八品以上）祭三世，余祭二世”。[3]允许祭祀高、曾、祖、祢四代或二代，就能满足了不同人们的祭祀要求。
江南人尤其注重祭祀，一般认为，有宗必有谱，有族必有祠，祠堂既是家族的纽带，又是祭祀的场所。按照朝廷规定，史氏家族中有不少高官，如史浩、史弥远等是可以建立家庙祭祀祖先的。一般家庭则可在祠堂祭祖。因此，史家祠堂就会成为全族的共聚之地。从由溧阳迁入明州之后，祠堂逐渐成了亲族聚合的一个中心。南宋初时，明州史氏家族都靠自力更生，城乡子民都以江东张斌桥贤良巷的祠堂作为公众活动的根基。族人们平时各居住处，祭奠时就来祠堂会聚。除此之外，也会在乡下的祖居地设祠祭祀。
南宋时，祭祀祖先有三种方式：祠祭、寝祭和墓祭。祠堂是祠祭的所在地，是祭祠的一个重要部分。比如，三月三日是始祖溧阳侯的降世良辰，因此，“凡我族内子姓，有笃于本源孝思者，务于每年是日，举行鼓乐祭奠，庆祝圣寿无疆。或供设碗肴水果糕饼等物，亦无不可。是在于诚与不诚之间耳。如能继续不已，长此以进，则吾族之兴隆，可计日而待也。”[4]这时，他们主要在于表彰祖先创建的功德，为祖辈张扬声誉，并将活着的人联系在一起。祠堂的功能除祭祀祖先外，还有议事与婚娶的用处。
祠堂还有一个重要的职能就是教育，明州史氏家族在祠堂附近还设立了学堂，原称书院，后改为小学。宗族要求本族群众遵守国家法律，及时交纳赋税。实际上家族在帮助政府办事，体现忠君与孝悌功能的一体化，与政府要求保持一致。祠堂还把经常教导本族子民移孝为忠，感戴君恩，作为本族的任务。
一般地说，有祠堂就会有族长，由族长主持家族事务，族长一般由辈高年长有贤德之人来担任。由于明州史氏族人居住比较分散，因此，只是在乡村的族人中设有族长。族长的权力比起有些封闭地区合住在一起的宗族要小，至少没有像“沉坛”这样的野蛮做法和规定。这又反映了南宋时明州地区史氏家族的开明。明州史氏家族，从族长到祠堂对于宗族中的官员，特别是高官，对于有功名的读书人，对于有钱的商人或地主，当然更加重视与青睐，这与其他宗族社会关系应是相同的。
此外，明州史氏家族的墓道群很有特点。建在浙江鄞县的东南部山区、位于宁波东钱湖周围的史氏家族墓道呈现出王者的气派。50多座墓穴聚集在“藏风得水”的群山之中，很有气势。其中始祖史简夫妇合葬墓、史浩墓群、史弥远墓道、世忠寺墓道群等六处较为典型。有珍贵神道牌坊的史禾墓和史渐墓道也都很有特色。
[1] 《宁波文史资料》20辑
[2] 《礼记正义·王制》
[3] 《宋史·礼志十二》
[4] 《始祖溧阳侯乩传新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