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法律上规定，一个男子只能有一个合法妻子。妾是妇女在家庭生活中扮演的另一个角色，她是为男子提供“性”或生育服务的女人。一般地说，妻与妾一样有婚姻关系，需要订立相应的婚姻契约，是男子的准妻。它与媵和婢关系是不同的。媵是女主人的陪嫁女，婢是主人的仆人，都被人们视为主人的奴仆和社会的贱民。同样，宋朝社会又规定，前妻亡故，可以续娶；又规定成年男子工作在外，单独生活，也可以自己另行娶妻，不受父母和家族的制约。所以，一夫有多个妻子在当时是被允许的，而不只是一妻多妾。
从史氏家谱资料中不难发现，史氏家族中不少男子有二个或二个以上的夫人。比如，史浩先后有原配、继配和再配三位夫人，这些夫人都是史浩在不同情况下娶的妻，是法律允许的，都有妻的名分，而不是妾；史宜之先配厉氏、后与郑氏联姻；史岿之先配楼氏、后与王氏之女联姻；史弥厚先配余氏、后与赵氏联婚；史道之先配赵氏、后娶王氏；史弥忞先娶翁氏、继娶赵氏；史溶先后与申屠氏、张氏婚配；史弥年先配吴氏、后与赵氏联姻，之后又娶何氏之女；史弥炳原配丰氏、后娶赵氏；史宇之先娶洪氏，继娶赵氏；史周卿先配赵氏、后有范氏；史嵩之先娶陈氏，继娶赵氏；史茂卿先与孟氏相配，继娶杨氏为妻。此时人们不禁会问：一夫多妻、三妻四妾原本体现了社会的不平等，为什么皇亲国戚中也会有人接受这种不平等待遇呢？不少赵姓女子、特别是宋宁宗慈献皇太后的侄孙女杨氏也竟然能接受如此安排？这与上述所说的宋朝婚姻体制有关，因为继娶者是妻不是妾。
允许男子有多妻可以免除男子去青楼寻找知音的麻烦，而且社会上对于男子上青楼，甚至在家养家妓都并未禁止，也不予以严厉谴责。中国古代妓女与青楼的出现同科举和文化发展有关。晚唐时就有权贵蓄养家妓或艺妓的习惯，白居易一生就有不少有关家妓的故事。宋朝名人中寇准、范仲淹、苏轼、辛弃疾、陆游和大将军张俊等都有过养家妓与上青楼的风流事，并赋予家妓以“侍妾”“姬侍”“小鬟”和“歌儿”等不同称呼。这是随着唐宋经济发展而出现的产物，有时成为文人们的一种时尚。这种“家妓时尚使得本已不稳定的良贱关系更趋混乱”。[1]
与此同时，宋朝法律也明文规定：“已成婚而夫移乡编管，其妻愿离者听；夫出外三年不归，亦听改嫁。”[2]规定妇女在其丈夫外出、长期不归且无音讯者，该女士也可向官府申请离婚、再婚。这同样体现了妇女在婚姻上的自主和自由。由此可见，上至皇室下至百姓，妇女离婚、再嫁不被认作是有辱门风之事。至少在当时还不存在“从一而终”的观念，南宋的这一规定也体现了社会的进步。
中国古代非常强调等级关系，为官者如此，婚姻上也不例外。婚姻的等级性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封号的不同。
为了奖励家族中的女性，南宋朝廷会采取封诰官员母亲或妻子的办法，来表彰她们相夫教子的功劳，鼓励他们为家族有更多的付出，这就是命妇制。这一制度规定将宫廷中的嫔妃称作内命妇，宫廷外的大臣们的妻、母称为外命妇。作为命妇可以享受各种礼节上的待遇。命妇封号的名称与官位相联系，如外命妇的封号可分为九等，有夫人、宜人、令人、恭人、硕人、安人、孺人等，等级分明。[3]对于婚前为一般家庭的女子，若夫君和儿子无功者就不受封，而有功者死后也可获得相应的封号。明州史氏家族中的不少女主人享受过各种不同的封号，不仅是一个正妻，一夫多妻下的众多妻子同样受封。比如：
（一）夫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