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战争给了史浩一个特殊的启发。原来，正当皇帝下诏亲征，众廷臣都在争谏退避计策之时，太子建王却非常积极，他请求亲自率师作为前驱前往作战。这时，史浩正是建王的老师，他根据历次战争的经验及历史上的相关教训，当即劝说太子建王不可妄从，他告诫建王说：“太子不可率兵。”还列举了晋申生的故事，尤其是介绍了唐朝天宝年间，安禄山攻破潼关，唐玄宗逃奔蜀中，肃宗以太子的身份被迎到灵武即位，并以此为根据地，恢复唐朝统治的事例，力图让太子引以为戒，知道作为皇太子的责任重大，不能越级上任，不能随心所欲。这一提醒使太子建王大为感悟，于是，他力促史浩起草奏章，请求只作为随从，跟随皇帝“以供子职”，请求改变原意。本来，宋高宗听说太子要上前线的要求很是恼怒，以为太子建王有争权的野心。之后看到奏折便怒意顿释，后得知奏章是出于史浩之手，就对大臣们说：史浩是“真王府官也。”不久，殿中侍御史吴芾又力劝高宗亲征，并要求以皇太子为元帅，前去探视部队。史浩听说后，再次进行规劝，他答复大臣们说：“建王生活在深宫之中，从未与诸将接触，怎能担当元帅此事。”有的官员又准备请太子建王作为留守，担当重任，史浩也以为太子不可担当此职。史浩以慎重低调的方式，使太子避免成为众矢之的。这样，皇帝就决定让太子建王遍识诸将，一起随从到达建康（今南京），从中学习如何指挥军队作战的本领，尽到太子的职责。
作为太子师的史浩还从一些大臣的言谈中领会了不少战略思想。赵鼎出身皇族，1134年入相，曾力荐岳飞收复襄阳，抗击金军。他曾向朝廷陈述过：或战、或守、或避的三个战策，并说：“战而不捷，去未晚也。”赵鼎的这一战略思想给了史浩很大启示，使他对战或非战有了新的认识。作为太子师以其深切的劝说，表达了他对战争的慎重态度，使太子了解到是否参战也是有艺术的。
史浩担任宰相后，得知宋朝军队内部因有很多空额要招兵买马，枢密都承旨王抃建议各募三千人充实到侍卫亲军的军队中来。于是，就开始动手在市里抓捕壮丁。这一行动引起了京城极大**，很多被抓者自断其指，表示自己不愿当兵，更不可能来为军队作战。军人则仗恃自己人多势众，就大肆抓人并抢夺民财，一时弄得民不聊生，苦不堪言。作为宰相的史浩了解这一情况后就上奏朝廷，要求全部释放所捕民众，并将军队中抓人最活跃、带头喧闹者，送狱办罪。史浩说：这次军中掠人夺货以至于起哄闹事的挑衅者是军人，理当军法从事。至于不愿当兵的市民陆庆童等，是为了抗争，不可同罚。他又对皇帝说：陛下恐军人有话说，故要办市民的罪以安抚军人。然而民众受罚后也会不得安宁。人言可畏呀！陛下听说过“等死，死国可乎”这句话吗？这不是军人的话，是民众的话。史浩又说：自古民怨其上者多矣，人民气极了，就会骂人。史浩始终坚持着一个信念：作为宰相，理应主持正义，为民办事。由此他也了解了民众对战争和军队的态度。但是，当局还是法办了陆庆童等人。后来有人说起陆庆童等人确实是被错判时，宋孝宗也后悔地说：史浩当时曾力争其不可同罚，至今悔之晚矣！
总之，在时战时和的背景下，史浩在对付金兵、收复失地和进行战争等一些重大问题上都有自己的看法，他是反对妥协投降的，但也不同意冒险出“战”，反对贸然出兵。史浩认为：“先为备御，是谓良规。若夫议战与和，则亦在彼不在此。彼战则战，彼和则和。和不忘战，姑为雪耻之后图。战不忘和，乃欲援师而自治”。“第当坚壁，力御攻冲，谨俟乘机，以图恢复。”[7]这一分析无疑是正确的。史浩从多次战争中受到了启示，他反对进行没有预期结果、只会造成劳民伤财结局的战争，这就是他的战争观。
[1] 《宋史·李纲传》上
[2]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3，“建炎三年五月乙酉”条。
[3] 岳珂：《金佗续编》卷12。
[4] 《金史·李通传》
[5] 《金史·李通传》
[6] 《金史·祁宰传》
[7]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00，“绍兴三十二年七月癸亥”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