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高宗一心想找一个能帮助自己处理抗金事业的官员，于是多次任用各类人物来担任宰相。1129年三月，先让朱胜非为相，他是既诋毁李纲又排斥赵鼎并且力主和议的人，对于定都临安非常积极，抗金自然不会有结果，一个月之后被罢相。1129年四月，任用吕颐浩为右相，他虽主张北伐，提倡勤王，但也是排斥李纲和赵鼎等抗战派人物的，他在相位上一直游离于战与不战之间，无所作为。他最突出的“贡献”是为宋高宗献上了航海避难之策，无助于抗金，1130年四月被罢相。1129年八月，宋高宗曾任杜充为右相，他更是一个抵御金军无方，众人所恨的人。1130年二月被罢相。抗金失败后，他更走上了降金之路。宰相们的无能为力，必然导致战场上的败局。宋军仓皇南逃，更“坚定”了宋高宗选择避走江南、执意南幸扬州的决策。
是年五月，一心想着求和的宋高宗，一边逃跑，一边派人与金军谈判，表示“愿去尊号，用正朔，比于藩臣”[2]，甘心做个傀儡皇帝。金军并不接受宋高宗的乞和。金太宗决定以兀术为统帅，率众渡江，兵分四路南下，各地宋朝官军皆降，以至建康也不能守。金军集中兵力渡过长江，又从海道南下追击，准备活捉赵构。
宋高宗一路逃来，从杭州逃到越州（今浙江绍兴）、再到明州（今浙江宁波），接着逃到定海（今浙江镇海）、并由此入海到达昌国（今浙江定海）、台州（今浙江临海），最后干脆在温州（今浙江温州）一带躲藏起来。与此同时，他又派人继续向金人求和，甚至在致金军左副元帅宗翰书中提出：金人南下是“大国征小邦”，而自己“自汴城而迁南京，自南京而迁扬州，自扬州而迁江宁”，已陷入“守则无人，奔则无地”的境地，因此，恳求“元帅阁下，恢宏远之图，念孤危之国，回师偃甲，赐以余年”，摆出一付苦苦哀求的可怜相。在他看来“天地之间，皆大金之国，而无期有二上矣”。
金人南越江淮，一路所向披靡，从建康、杭州、越州、明州，直至定海，由于是孤军深入，骑兵一时也难以渡江，遂于1129年（即宋高宗建炎三年，金太宗天会七年）七月，部分金军北返，一路上也遇到了南宋军民的不少抵抗。这时，韩世忠正守于江上。1130年（宋高宗建炎四年，金天会八年）二月，金军北返途中，遇到韩世忠事先设下的埋伏，在黄天**（今江苏南京东北江边）围困金人四十八日。宋军虽然不能扼住兀术与宗弼的北归之路，但却提升了军中的士气。金军也意识到攻宋之不易，转向和议。
南宋初年，宋金之间的战争，打破了明州史氏家族的平静。
众所周知，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从某种意义上说，战争是作战双方政治家、军事家的事。对于饱受战争之苦的广大民众来说，害怕战争、厌恶战争，渴望和平生活是大家的共同心愿，更是这些外来移民们的共同心态。过去，史氏家族为了避免战争，聚族从江苏溧阳而迁移到明州。现在，为躲避宋与金的战争，他们又得聚集在一起准备逃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