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不禁要问：南宋时期明州史氏家族为什么能成功？为什么能兴盛？秘密何在？有人认为，“史氏从宋至今七百年其中大官显贵之多，为世间所少有，光芒四耀，全依赖他们的德行，源远流长”。有人以为：史氏“家庭富贵和睦，亲密无间，仍然是古人冀国公的良好遗风”。也有人认为，由于“鄞县家族尤重教育，故人才出落常以族为群”。如南宋有史、楼、丰、郑四个大家族；明朝有杨、陆、张、屠四大家族。而两朝“甬上四大家”中“绍兴以来莫盛于史氏”，其余各家“皆各有所长”。尤其是“南宋时县人史浩及其家族，一门竟出上百个闻人，或从学为士，或从仕为相，读书做官风气既盛且长，人称史氏‘一门三宰相，四世两封王’，门庭显赫到了极点”，这是由于鄞县人重视读书育人。[1]确实，历史上的家族发达各有特点和动因。明州史氏家族在南宋得以发展，同样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宋儒欧阳修曾经分析过唐代士族盛衰的原因，他认为：“其所以盛衰者，虽有功德薄厚，亦在其子孙。”[2]这是非常中肯的看法。这就是说，一个家族发展的根本离不开家族子孙的努力，明州史氏家族能在南宋时期得以兴旺发达，有其家族历史的延续性。对于自己姓氏的不平凡来历，对于前辈们的光辉业绩，对于自己祖先的光荣历史，他们引以为骄傲，以此作为鞭策后人的动力。同时，他们也得益于南宋社会重视教育，引用现代人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教育改变了人生。
宋太祖赵匡胤说过：“宰相须用读书人。”[3]这一许诺使很多知识青年为之神往，于是受教育、考科举就成了学子们登上政坛的阶梯。明州史氏家族的子孙们取得辉煌成就也源于此，教育确实成了他们改变人生的起点。
两宋时期，中央政府名义上是由礼部来管理全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实际上由国子监代替礼部来行使职权，掌管学校，尤其是“国子、太学、武学、算学之政”。[4]南宋时期，教育更是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造就了较为宽松的思想文化环境。
如在办学规模上，不论是中央官学、太学，还是各地的州、县、地方官学、私学，都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建炎以来，江浙湖湘闽广，西北流寓之人遍满”，[5]“江浙地区的平江、常、润、湖、杭、明、越，号为士大夫渊薮，天下贤俊，多避地于此”。[6]明州（鄞县）地区本就很重视办学，1220年（嘉定十三年），由于兵火毁掉学校，鄞县主簿吕康年就请朝廷帮助，时任宰相的史弥远下令地方政府拨地十五余亩，又请当地士绅捐款，协助兴建了夫子殿作为学宫。后又兴建学宫、学舍多处，推动了建校、助学工作。因此南宋年间，各地参加中央太学学习的人数大增，据统计，1202年（嘉泰二年）到太学参加补试的士人就达到三万七千余人，约为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7年）的二百五十倍，参加人数之多前所未有。
在办学深度上，各地书院已由城镇延伸至乡村，城乡间还出现了不少专职的教书先生。史氏家族不仅自办甬东书院，且有人直接参与教学活动，城内的县学也是史家子弟学习的场所。有人统计，有宋一朝共有书院397所，其中南宋占310所，占78%（另有统计，认为当时共建203所书院，北宋建47所，占23%，南宋建156所，占77%。总数有所不同，但比值基本相同）。其他如白鹿洞、象山等书院也已成为各个学派的讲学重要场所。
在学校种类上，除太学外，还有宗学、京学、县学、乡学、舍馆和书会，又有武学、律学、医学、算学、书学和画学等各种形式的专修学校，这些类似于高等教育中学科分类的学习形式已经出现，说明南宋时期办学思想的开放，只要有学习的意愿、有条件上学的人，都可以满足要求。接受教育后就能参与考试，考试又有严格的制度和严格的学规，成绩优秀者就可得到提升，就有可能改变人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