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64年（隆兴二年）八月，宋孝宗又派魏杞赴金议和。魏杞，原籍安徽寿春，以通金使名义前往金朝议和。临行前，孝宗面谕魏杞：此次使金，一要正名，二让退师，三要减少岁币，四是不让发归附人。魏杞心领神会，表示“宁死不辱君国”之命。魏杞到达金朝之后，不卑不亢，以“大宋”国使臣身份，拒不下跪称臣。在接受国书仪式上，他对金主说：天子神圣，才杰奋起，人人有敌忾意。他问金人：你们用兵能保证必胜吗？和则两国享其福，战则将士蒙其利，这是大家都通晓的道理。金朝扣留了魏杞，要求再割商、秦二州，并发动了战事。这一变故引起太学生的不满，他们上书孝宗，痛斥汤思退奸邪误国，要求将其斩杀，1164年十一月，朝廷再次罢去汤思退的相位，汤思退最后“忧悸而死”。经过与金多次反复的较量，金朝皇帝金世宗也做出了让步，提出“南北讲好，与民休息”的意见。为此，减少了纳贡数，将原有的银绢各减五万两、匹；改变称呼，由原来金宋君臣之国改为叔侄之国，改原来的诏表为国书；还规定双方各自遣返俘虏，自愿逃往对方的人不予遣返。宋、金双方谈判达到了预期目标，谈判获得成功，也得到了宋孝宗的首肯。
符离败后，张浚降为枢密使、江淮东西路宣抚使，节制沿江军马，让其戴罪立功，以观后效。1164年四月，张浚失去兵权，又一次罢相，出判福州。八月，在赴任途中得病故去。王十朋被逐出朝廷，至饶、湖等郡任职。
1166年（乾道二年）魏杞因不辱使命，自参知政事除左正议大夫、右仆射、同平章事兼枢密使，入相。1167年11月，谏议官以“贪墨”将其夺职、罢相。[2]魏杞年老返回浙江鄞县住地，与史浩结为知己，成为社会名士。
这次所订的《隆兴和约》与上次的《绍兴和议》相距23年。金世宗从和约中所得仍然不少，其政治地位依然高于宋朝。此后，金世宗转为改革内政，把精力放在内政与建设上。宋朝虽然不甘于受屈辱，但无望立即改变，由此，南宋与金朝取得了休养生息四十年的和平发展时间，南北宴然无事。和约签订后，宋与金都恢复了原有的榷场，重开了和平贸易、共同发展的道路。
史张之辩究竟谁是谁非？史浩与张浚有关战争的论争谁对谁错？符离兵败已经用事实做了结论，但是，把主守派作为投降派的言论来指责还是不断出现，直到后世仍有人持这种态度，众说纷纭。
明代有个叫文徵明的人不同意人们对主守派的指责，他对于这场争论敢于提出自己的看法，并有过明确的答案。文徵明是与唐寅等并称的“吴中四才子”和“明四家”之一。他在54岁那年，以岁贡生荐试吏部，任翰林院待诏。1526年（嘉靖五年）八月，他以翰林院待诏将仕佐郎兼修国史长洲的身份，写了一篇辩文。他认为，读史必须辨明是非，不能“凭一己之爱憎为毁誉，苟他人之声影为苟同，曲直混淆，是非倒置”，这样，不仅一时之公案难明，而且，将使千古之诗书不足信，弄得人们无所适从。他举例以为：宋孝宗初年，张浚与史浩同时共事一帝，只是张浚较史浩先入朝一时。宋孝宗锐志恢复北方故土，帝以此问史浩，“浩对以未可”等语，由此而遭到王十朋的批判。后人也因此赞誉张浚而诋毁史浩。他认为这是不公平的，他从六个方面来叙述辨别其中的是非标准。
第一，要识时务。他认为这是“不识时务”的一种表现。比如，岳飞是“用兵如神，百战百胜，千古一人”，这是当时形势决定的。而“孝宗时，金主贤明，无可乘之衅。南北和好，愿休息之期”，也是当时形势的表现。虽有神武之人出来应战，也必须乘敌国之衅隙而后动，而不是盲动。所以，识时务为俊杰，人们需要认清形势，这是评定功过是非的第一个要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