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张浚的主张也遭到不少官员的反对，当时就有洪遵、金安节、唐文若等人不同意张浚这一主张，相继发言论述自己的看法。洪遵是翰林学士承旨兼侍读，任地方官时，曾为宋军提供粮食、器械和船楫，有军供方面的经验，他认为作战不宜直情径行，以备足再战为好。金安节是安徽籍进士，博览经史，历任大理卿、礼部侍郎、兵部侍郎，官至吏部尚书兼侍读，他和家人都曾与秦桧有过节。他以为“治民之道，先德后刑”。他曾就对于金朝的作战陈说过进取、招纳、备守三策，并且以为备守为进取、招纳之本，反对盲目出战。唐文若是四川籍进士，时任敷文阁待制，是个收藏先帝文物的一个闲差。他也曾提出过：亲征、劳军、起用张浚三策。但是针对当时情况，他认为以“严兵备、定民志、训练有法”为好。总而言之，他们主张居安思危，整军轻武，以兵休兵。之后，武锋军都统制陈敏也以为“盛夏兴师，恐非其时”，所以反对出兵；吏部尚书韩元吉提出：“和固下策，然今日之和，与前日之和异”的看法，认为“以和为疑之策，以守为自强之计，以战为后日之图”，也不同意立即出兵。
这场争论最后无果而终，由于两者意见依然相左，不断引起争执，且争吵在不断地发展中。于是，作为宰相的史浩执行着他参知政事、左通奉大夫、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的职责。张浚则进枢密使，都督江淮东西路军马，并开赴建康，具体布署用兵事宜。两人意见不一，各管一摊。最后都在等待皇帝诏议应敌的定论。
1163年（宋隆兴元年，金大定三年）正月，宋孝宗让张浚负责对金用兵事宜。张浚却迫不及待、刚愎自用，以为时机已经成熟。他把江淮东西路军人马开至建康，并乘机收复两淮州郡，又取唐、邓、海、泗等地，心想一举就能收复故土。是时，金朝元帅是纥石烈志宁统率十万金兵屯驻河南，便向张浚提出索要海、泗、唐、邓诸州土地和岁币。于是，张浚决定由李显忠、邵宏渊引兵进取。张浚还要求入觐皇帝，请求即日降诏，亲幸建康。
宋孝宗再次询问史浩的意见，史浩仍然明确表示三不可的理由，认为不可打无准备之仗，不可兴不教之师，皇帝不可任意亲征。退朝之后，史浩又对张浚说：“帝王之兵，当出万全，岂可尝试以图侥幸”，双方又开始在殿上进行公开辩论。张浚说：“中原久陷，今不取，豪杰必起而收之。”史浩说：“中原决无豪杰，若有之，何不起而亡金？”张浚又说：“彼民间无寸铁，不能自起，待我兵至为内应。”史浩又说：“陈胜、吴广用锄头农具揭竿而起以亡秦。”所以，必待我兵的绝非豪杰，而是人民的反对。
双方辩论多日仍无结果，张浚见辩论中不能取胜，仍固执已见，决意出兵，就转入内廷引奏。不久，他再次上奏孝宗，认为：“史浩意不可回也。恐失机会，惟陛下英断。”[3]1163年（隆兴元年）四月，张浚在宋孝宗同意下，绕开三省和枢密院，命其部将直接出战，南宋历史上著名“符离之战”的序幕就此拉开。
当史浩听到邵宏渊已突击出兵的消息，始知兵权已在诸将，而不由三省。身居要职的史浩得知如此重大的军事行动自己却不得其闻，今后也不能再行使宰相的权力了，于是就对另一位宰相陈康伯说：我史浩虽是右丞相，现在，连出兵这样的重大事情都不相告知，要丞相有何用！不去职尚待何时？接着又说：你康伯想纳归正人，而我恐他日必为陛下的子孙担忧。张浚锐意用兵，若一失误之后，今后陛下恐终不得复望中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