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孝宗即位之初，心怀收复北方的大志，积极准备北伐。他把领导抗战的重任寄托在史浩和张浚身上。史浩是宋孝宗的老师，是智囊团的成员，之后宋孝宗又升史浩为参知政事，目的就是要他参与军事；同时还起用了一位主战的大将张浚，一文一武相得益彰，他又重新起用了那些过去因主战而被罢贬的官员，以此鼓舞大家抗金斗志，满以为能帮助自己完成北伐的大业。但是，史浩与张浚是两个风格截然不同的人。史浩是个主守派、稳健而务实；张浚是著名的抗战派领袖，要求立即投入战斗，不同的思维方式决定他们必然会起冲突。一次，宋孝宗找大臣们商讨恢复中原大计，张浚主张出战。宋孝宗就转问宰相史浩，想听听他有什么看法。史浩提出主守、反对马上出战，这就与张浚的意见相反。截然不同的两种意见必然会引起争执，这就是南宋历史上的著名的“史张之辩”。
史张争论的第一个焦点是对于当时形势的看法。
张浚上奏宋孝宗说：“人主之学，以心为本，一心合天，何时不济。”[1]张浚充满斗志，一心要求北伐，立志恢复中原，误以为当时的形势是宋强金弱；史浩却认为当时宋金间仍处在均势地位，宋军没有必胜的把握，坚决反对对金冒险用兵，主张以守为主，待机而行。这是两者最根本的不同。如前所述，史浩既反对妥协投降，也反对冒险出“战”。他从内部兵力、国家财力的角度考虑，认为现在宋金处于均势，不能贸然出兵。他主张在物力、军力、实力相当条件下，进行北伐。史浩说：“先为备御，是谓良规。”假如听信一些目光短浅“谋士”的意见，“兴不教之师，寇去则论赏以邀功，寇至则敛兵而遁足迹”，不能称之为恢复。[2]认为进行无预期结果的战争，只会造成劳民伤财的结局。
焦点之二是在战法上，张浚主张宣抚江、淮，将图恢复失地。他还建议宋孝宗亲赴建康府亲征，以鼓励斗志。史浩则主张有条件地抵抗外敌，认为战争之先应有个充分的准备，不能仓促上阵。所以，他建议加强对于瓜洲（江苏扬州南）、采石（马鞍山西南）两地防守，以巩固长江一线。他还力主宋孝宗不能亲征。
焦点之三表现在战争的指导思想上。
史浩认为“兴不教之师”，仓促上阵，击退敌兵时就争着邀功论赏，战败时则到处逃遁，这样的军队是不可能收复失地的。史浩对张浚说：“明公以大仇未复，决意用兵，此实忠义之心。然不观时势而遽为之，是徒慕复仇之名耳。”史浩的这段论述非常精辟，得到了宋孝宗的嘉奖与肯定。
张浚则以守将之心，一心急于北伐，坚持“不守两淮而守江，不若城泗州”的说法，只想收复失地、报仇雪恨。之后，张浚这一主张又得到了宋孝宗的肯定，也得到了朝廷官员胡铨、王十朋等的赞同。
不久，这一争议扩大到广大上层官员之中。
据《宋史·胡铨传》记载：1163年（宋孝宗隆兴元年）十一月，皇帝曾大规模征询对于战与和的看法，参加者有侍从、台谏、预议者等十四人。发言中主和者占一半，不置可否者又占一半，而“言不可和者”只有胡铨一人。他认为：京师失守就是因为尚书左丞耿南仲力主割地求和的缘故；徽钦二宗播迁也是因为主和；扬州失守是因为汪伯彦、黄潜善主和；完颜亮之变也是由于秦桧的主和。这就是说：外虽和而内不忘战，这向来是权臣误国之言。他以为“一溺于和，不能自振，尚能战乎？”胡铨一再强调主战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