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镗是绍兴二十七年的进士，宋孝宗即位后，锐意要恢复北方领土，大臣们大都“迎合天子意，以为大功可旦暮致”，只要战争一起就能马到成功，一举成名。唯独京镗持有不同意见，认为“天下事未有骤如意者，宜舒徐以图之”，主张循序渐进，不要急于求成。他的建议得到宋孝宗的采纳与表扬，并被升为监察御史，累迁右司郎官。宋孝宗又派京镗出使金国，以报谢金使为宋高宗吊丧。到达金朝后，金人让他听音乐，他以为治丧期间应拒绝收听音乐。金人强迫他必须听，京镗不为所动，他对金人说出“头可断乐不可听”的誓言，深得人们赞赏，宋孝宗对群臣说：士大夫平时都以节义自许，有谁能像京镗一样“临危不变”呀！后经右丞相周必大推荐其为工部侍郎。在四川任上，他能“首罢征敛，弛利以予民”，使得“蜀以大治”，接着召为刑部尚书。宋宁宗即位后，他升任为左丞相，当时韩侂胄权“势震天下”，京镗也“奉行侂胄风旨，一变其素守”，不为人们所理解。京镗欣赏史弥远的办事能力，史弥远受到京镗敢于直言的影响，京镗后期的做法，也引起史弥远对韩侂胄的不满，史弥远发现必须直接面对才能解决他与韩侂胄之间的矛盾，这就是造成史弥远“素与侂胄有隙”的重要原因。
由于丞相京镗的提拔，1200年（庆元六年），史弥远改为宗正丞，逐级上升。1204年（嘉泰四年），提举浙西常平。1205年（开禧元年），被授以司封郎官，开始参与管理封爵、赠官、宗室诸亲承袭之事，兼国史编修、检讨、秘书少监，起居郎等职，开始与中央机关，乃至当朝丞相有工作接触。1206年（开禧二年），兼资善堂直讲，这是为皇室成员说书、赞读、讲读的地方，一般由儒臣担任。他同时兼任刑部侍郎，掌管刑法、狱讼、赦宥、叙复等事务，俨然成为中央大员。
1208年（嘉定元年）史弥远自知枢密院事除通奉大夫、右丞相兼枢密使兼太子少傅，登上宰相位置，与钱象祖合作。1209年（嘉定二年）五月起，史弥远复拜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兼太子少傅，由此走上独相之路。
史弥远在南宋宁宗、理宗两朝前后任相二十六年，有四件大事与他相关：
其一是参与“嘉定和议”。
开禧北伐失败之后，南宋危在旦夕，如何采取应对之策，是对南宋政府的考验。面对金朝咄咄逼人的架势，史弥远以其“沉静有谋，能断大事”[7]的个性，无可奈何地处置了韩侂胄，答应了金人的全部条件，1208年（嘉定元年）三月，宋金签订了“嘉定和议”，重新开始友好交往，为宋金赢得了和平发展的时机。
其二是严惩贪腐。
史弥远在韩侂胄扔下的烂摊子基础上开始执政。众所周知，自1164年至1206年，即宋孝宗隆兴二年至宋宁宗开禧二年，南宋王朝度过了四十三年比较安宁的岁月。但从开禧北伐后，南宋王朝的财政状况由逐渐好转向骤然滑坡发展。换言之，“在南宋立国至开禧北伐以前，财政从无到有，从危到安，逐渐好转。大约在宋孝宗乾道、淳熙年间，南宋财政达到最佳阶段。到宁宗开禧元年时，财政收支尚可勉强维持平衡。可是，开禧北伐开始后，财政就难以支撑了。开禧北伐对国家财政的恶劣影响是极其严重的。自此以后，南宋财政每况愈下。即使在嘉定和议之后，财政也仍然没有恢复元气”。[8]这就说明，史弥远刚执政时面临着众多困难，经济问题是一个重要方面，此外还有政治、军事、外交以及自然灾害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