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宁宗登上皇位后，赵汝愚与韩侂胄商讨策恩之功，赵汝愚说：我是宗室大臣，你是外戚，为皇室做点事是本份，怎么可以言功论赏呢！只有爪牙之臣，才讲赏赐。不同意韩侂胄参与中央大政。但未过多久，赵汝愚却自“定策功”，由枢密使、光禄大夫入相，升任为右丞相。按宋朝法律规定，宗室也是不能担任宰相的，因此赵汝愚表面上装作“力辞再三”，是在别人坚持“不许”的情况下被迫当任，开始执政的。这时，朱熹曾做过“劝进”，他以为对于韩侂胄应“当以厚赏酬劳而疏远之”，主张给他一些安抚，切“勿使预政”。赵汝愚以韩侂胄是外戚为由，只给了他一个汝州防御使的官职，没有满足韩侂胄的要求。与此同时，另外一位“定策”的主要参与者赵彦逾也未能获得足够的赏赐，这就产生了多种矛盾。而且，赵汝愚还以韩侂胄是武人出身为由拒不接见他，更加激怒了韩侂胄，使他“怨汝愚日深”。1195年（庆元元年）二月，韩侂胄就与赵彦逾相互呼应，并征求了京镗的意见，安排亲信李沐上疏皇帝，说：“以同姓居相位，非祖宗典故”，“将不利于社稷”，而且，以赵汝愚“倚虚声，植私党，以定策自居，专功自恣”，甚至说他有谋反篡夺皇权的可能。这时，虽有不少大臣和太学生表彰赵汝愚“勋劳著于社稷，精忠贯于天地”，极力来支持赵汝愚，宋宁宗最后还是听信了韩侂胄等的谏言，于1195年（庆元一年）二月，将赵汝愚罢去相位，出判福州。1196年（庆元二年）正月，赵汝愚暴死于赴衡州的路上，享年56岁。时人称之为“天下闻而冤之”，临安街头还出现了“一死固知公所欠，孤忠赖有史长存”的悼念诗。[3]同时获罪的还有徐谊、朱熹、彭龟年、黄度、李祥、杨简、吕祖俭等人。
1196年（庆元二年）正月，韩侂胄由保安军节度使，加开府仪同三司，权力在丞相之上。之后，他成了宁宗朝中一位有重大影响的专横宰相。
韩侂胄因立宁宗有功，又排除了各种干扰，最后控制了朝政。这时，韩侂胄听说金世宗早已驾崩，金朝在对蒙古连年用兵中，财匮物乏，国势日弱，便认为是恢复故土的良好时机。此时，宋金之间的不对等关系依然存在，宋金之间的根本矛盾仍未解决，尤其是宋朝皇帝，对于自己处在不平等的地位更是耿耿于怀。韩侂胄就利用人们的这种心理，经常挑衅金朝，打算挑动开禧北伐，随时准备发动战争。他还想通过战争进一步来扩充自己的权位。
金章宗一直以来采取克制态度，尽量避免正面冲突，还指示使臣说“两国和好久矣，不宜争细故伤大体”，[4]强调以两国的友好为重。面对韩侂胄一再挑衅，误认为金朝是软弱可欺的态势，金章宗依然抱着容忍姿态，以“南北和好四十余载，民不知兵”的想法，“不忍先发”，[5]他的原则是“宋不犯我，我不犯宋”，[6]竭力避免战争的爆发。宋金之间若能长期继续此政，实现和平发展完全有可能。
1206年（宋宁宗开禧二年，金章宗泰和六年）四月，韩侂胄不顾劝阻，一意孤行，派出两淮、京西、川陕三路大军不宣而战，开始北伐。这次开禧北伐之战与上次的宋金战争已经相距44年。战争初期，南宋军队连克泗州（今江苏盱眙西北）、虹县（今安徽泗县）、新息（今河南息县）等地，宋军偶然小胜，让韩侂胄冲昏了头脑。他误以为收复失地指日可待，以为自己建立盖世功业的野心就要实现。之后，金军转入反攻，直抵长江北岸，韩侂胄孤立无援，面临全局惨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