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元朝，“和以前的朝代不同，忽必烈新设计的政府不实行科举。这种需要对孔子学说进行反复学习和探讨的考试从7世纪起为中国的各朝代提供了许多官员，并且被辽、金所采纳。但是，忽必烈不急于把自己囿于由汉人思想熏陶出来的幕僚和官员的圈子之内”，又不重视兴教，[4]史氏家族以科举实现兴旺的路径被堵塞。史氏家族自来以“名门右族兴盛之维与衰替之易，以就学者众寡与失学者多少为衰兴难易一大关键”。史氏之隶鄞籍者“赵宋以来人才辈出，繁衍更数代，集散不一地，而统系则递嬗不紊”。但是，随着“年运而往，老成凋谢，继起寥落”。[5]尤其是元朝的忽必烈不重视以科举吸引人才，“国立各校摧残垂绝，私立者又限财力未能普及”。更因“以吾族僻处乡区，而失学之青年，乃随教育厄运而滋可恫也”。虽然同族中有办国民学校之建设，“而地址属于同善乡，距吾房下之聚居鸣凤乡者，隔离稍远。学童仆仆往来，遇风霜晦冥、祁寒暑雨，辄感不便，恒至裹足”，以至弃学从商或弃学为农，元朝的政策改变了原有的“学而优则仕”的人生道路。[6]史氏家族因科举而兴，亦因科举而败，元朝不重视科举对于史氏家族的没落有重要影响，是史氏落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废除科举制度之后，汉人精英只有很少的选择。一些人顺从了，并为蒙古人服务；一些人放弃公共生活成为隐居者或者把兴趣转向艺术；还有一些人不满蒙古人的统治，形成潜在的破坏力量。”[7]从以往史氏家族中举的情况不难发现，累世的科第才会有累世的显贵与发达。元朝的科举政策对汉人不利，从鄞县志的统计看，元朝全县只有7名进士，只是宋朝的百分之一。史氏家族子孙中虽有多人投考，却仅有史驹孙一人中进士。之后，明朝时，鄞县有294名进士，史氏家族却后继乏人。清朝时全县有进士162名，史氏也只有仅仅的几名。史氏家族因科举而成为望族，以后却未能达到进士出身的地步，也就少有可能占据政坛要位。史氏由兴转衰涉及了史氏子孙的命运。[8]
这时，只有江西籍状元文天祥肩负起捍卫宋朝的任务。1275年，元军东下，他组织抗元武装，保卫临安。1276年（德祐二年）正月，自知临安府除右丞相兼枢密使，入相。正月二十日，文天祥同吴坚、谢堂、贾余庆、邓惟善一行出使元军营议和，但态度绝然不同。他对伯颜直言：蒙古攻宋是对贾似道的问罪之举，为什么要灭掉宋朝呢？并且声讨元军的残暴。伯颜见文天祥态度强硬，毫不畏惧，就决定将众人放回，而拘留文天祥。对此，文天祥十分恼怒，感叹“但知慷慨称男子，不料蹉跎愧故人”，[9]准备等待机会逃脱。在被押送北上途中，文天祥在镇江得到随从人员的帮助，三月初一清晨逃过元军的围困，来到真州，转至扬州，历尽艰难险阻。此时，南方掀起了抗元斗争。1276年（德祐二年，景炎元年）五月二十六日，辗转到达福州，此时，宋端宗赵昰即位，复任命其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因与陈宜中不合，遭排挤，便南下抗元，各地豪杰纷纷前来投靠。取得过一些胜利，但终因孤军作战，为元军所败，1278年十二月在海丰五坡岭再次被俘。1283年十二月在大都就义，享年47岁。
1279年（至元十六年，宋帝赵昺祥兴二年）二月，张世杰军溃败，陆秀夫负帝投海，张世杰自溺而亡，至此，南宋最后灭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