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163年（隆兴元年）到1175年（淳熙元年）十二年间，宋孝宗先后任用了陈康伯、汤思退、张浚、洪适、叶顒、魏杞、蒋芾、陈俊卿、虞允文、梁克家、曾怀、叶衡等十二人为相，有主战的，有主和的，也有主守的，都不能实现他恢复故土的宏愿。这些宰相中没有一个合心意的，更没有一个能用得很长久的，这也正反映了南宋宰相制度的特点。为了实现恢复中原的理想，宋孝宗又一次想到了自己的老师史浩。
1174年（淳熙元年），有一次上朝时，宋孝宗问当朝的执政官：“为什么长久不见史浩，有无其他什么情况？”当他得知史浩已被外放，1172年到福州任职，就加封史浩为少保。此职相当于不上任的次相，继续授予观文殿大学士、并醴泉观使兼侍读。1175年，将史浩从福建任上调回。
1176年（淳熙三年），史浩任少保，观文学殿大学士。
1178年（淳熙五年）三月，72岁的史浩再次被宋孝宗以观文殿大学士、充醴泉观使兼侍读、永国公少保，授以右丞相，封卫国公。这个任命距上次为宰相已相隔有十三年之久。宋孝宗对史浩说：“自叶衡罢，虚席以待卿久矣。”史浩回复说：承蒙皇帝恩典能再次为相，我只有尽公道，几乎没有朋党的嫌疑。孝宗接着说：“朕学坚心正皆公之力也。”又说：“宰相岂能聚朋结党，人主亦不能以朋党与臣下相处。我只是取贤者而用之，否则就去之。”[2]有关朋党的话题，宋孝宗曾在一次宴席之后对叶衡说过的。他认为：朝廷所用，正论其人如何，不可有党。[3]说明孝宗是反对朋党的。史浩的这番话表明他的光明磊落，不结党私营，同意孝宗的看法，与孝宗很默契。
史浩始终坚持着一个信念：作为宰相，理应坚守信念，敢于直言，公正办事。史浩特别留心搜罗人才，宋孝宗就对人说：“浩喜荐人才。”他更重视对于人才的栽培，在他推荐的名单中，有陆游、尹穑、朱熹、周葵、王十朋等人，之后在他年事已高、将要退出政坛之际，又保荐了薛叔似、杨简、陆九渊、石宗昭、陈谦、叶适、袁燮、赵静之、张子智等人入朝为官，这些人大部分都被朝廷擢用，而且表现突出，成为朝廷的栋梁之材。更为可贵的是，史浩推荐能人、贤人不论亲疏。比如，有一次他推荐陈之茂进职，宋孝宗知道陈之茂曾经诋毁过史浩，就问：“卿岂以德报怨耶？”史浩说：“臣不知有怨，若以为怨而以德报之，是有心也。”又如，王十朋在行事与言论中诋毁史浩非常激烈，史浩仍然推荐他职掌内制，宋孝宗说：“济非议卿者乎？”史浩说：“臣不敢以私害公”，对他“待之如初”。诸如此类事情还有很多，“盖其宽厚类此”。由此可见，对于非议过、甚至抵毁过自己的人，只要是有用的人才，史浩也都能予以推荐，做到不知有怨、不计前嫌、不敢以私害公，并给予宽厚对待，真正达到了宰相肚里能撑船的境界。[4]但是，他的直言与推荐有时也会引来一些不同意见，比如，史浩看重了朱熹的为人和能力。1178年（淳熙五年），他刚任右相时，便上奏皇帝把朱熹从福建建宁山中调出来。但朱熹喜爱议论时事，这又引起了宋孝宗的忿怒。他请赵雄帮助分析，赵雄认为：“熹狂生，词穷理短”，罪之恰好适成其名，建议“置而不问”即可。这时，赵雄与史浩两人同朝为相，合作得不错，每次相见时均会以徽、钦二宗在沙漠一事进言，号召共同御敌。但在推荐朱熹问题上却表现出不同看法，史浩极力推荐朱熹，不同意赵雄的做法。而他的直谏，却得不到皇帝的认可。史浩只得再次寻求去职。1178年（淳熙五年）十一月甲戌，他以年事已高为由，请辞丞相职务，遂罢右相。这次帝师史浩再相也只是任职短短的八个月，史浩虽两次入相，时间都不长。
史浩罢右相后，继续担任着少傅、保宁军节度使充醴泉观使兼侍读和卫国公等工作。少傅一职本是闲差，一般是从宰相岗位上下来后特殊加授之官职，不参与政事。节度使也是一种高级的虚衔，地位如同执政，俸禄高于宰相，只是不用去地方驻节。侍读是学术修养较高，为皇帝或太子讲说经义、进读书史，以备顾问。从1179-1183年，史浩仍在临安中央政府和皇帝身边，应对皇帝，服务朝廷。1183年（淳熙十年），77岁的史浩已感力不从心，请求告老还乡。皇帝授以太保，让他享受元老重臣的特殊待遇，致仕归乡，封魏国公。至此，史浩结束了政治生涯。他决定在明州（浙江鄞县）的西湖边（即月湖）上，建楼阁，以供奉高宗、孝宗两朝的赐书，又作明堂，以“明良庆会”命名其阁、以“旧学”命名其堂，以安度晚年。1189年（淳熙十六年），宋光宗即位，进史浩为太傅、保宁军节度使、魏国公授太师，依前官致仕，位同三公，更是享受了特殊待遇。明州史氏家族在史浩时期达到兴旺的地步。
[1] 《宋史·叶衡传》
[2] 《宋史·史浩传》
[3] 《宋史·叶衡传》
[4] 《宋史·史浩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