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定名为《史官、史氏与南宋社会》，是由于史氏出身于史官，但又有别于其他史官。研究表明，史氏家族的祖先，本乎史官，世以儒雅、记史为业，之后，他们的后人曾游离于史官、且高于史官之上。这个家族具有很多特点，在南宋时期各种社会活动中，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教育、婚姻、服饰、寿命、战争、和平、宗教和民族关系等方面都有他们的表现。不管从广义上说：事物的一切发展过程都是历史。或者从狭义上说：历史是指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史氏家族在南宋历史上有其代表性。只要我们注意从南宋社会重大历史进程中去寻找史氏家族活动，重视从揭示史氏家族的历史活动中去认识社会活动，就能找到它的轨迹。再如，史氏家族努力实践的“八行”精神，极力提倡的赡养老人、扶贫帮困、相互帮助的门风正气，鼓励族人努力学习提高文化教育水平等内容，给古代的伦理道德赋予了现代意义。至于家族的后人们或赴任为官、或外出经商，以致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湾地区和欧美各国发展，都能关注着家族的荣誉，认同他们为国家、为家乡尽到了微薄之力，这些都是难能可贵的。这里，南宋社会与史氏家族就处于互相关联，密不可分的胶着状态。以此命名意在把史官与史氏、家族与历史、南宋与社会、过去与现代相互印证，以收到相得益彰的效果。
[1]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2] 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3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3]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465～46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4] 毛泽东：《丢掉幻想，准备斗争》，1949年8月14日
[5] 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项探索》，19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6] 钱杭、谢维扬：《传统与转型：江西泰和农村宗族形态——一项社会人类学的研究》，308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7] 英国历史学家詹姆斯·帕尔默《中国人不该忘记家族史》一文。2009年7月27日发表于《环球时报》
[8] 参见冯尔康：《18世纪以来中国家族的现代转向》，36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9] 张邦炜：《瞻前顾后看宋代》，见《人大复印资料·宋辽金元史》，200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