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在家族史的研究方面，看法不尽相同。以往很少有人研究家族史，有人认为，研究与学习家族史就会引起家族问题上的各种矛盾，导致家族管理干预地方行政；有人认为，对于家谱的研究会导致封建主义的复古，妨碍政府政策的贯彻；有人认为，在现代化时代研究家族史问题与社会经济发展不相适应；有人认为，有了家族活动就会削弱社区活动，以致插手村干部的选举；有人认为家族史研究没有必要，“家族问题”应予禁止甚至取消；也有人认为，家族文化是古代社会的产物，必须改革。“变革的中心点是血缘家族权威向行政权威转变。”[5]
有人却不同意这种意见，认为研究家族史问题有正、反两个方面的作用，关键是引导得法，发挥其中的积极作用；有人更认为家族问题不该简单地打击，而予以保护，家族史的研究不应该取消而应更深入；有人认为，宗族是一种根植于中国文化传统的社会关系形态，“它不会被人为地以简单的方法‘消灭’掉”[6]。家族与宗族问题已在中国延续有几千年的历史，研究与学习家族历史很有必要，应促使其更好地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英国历史学家詹姆斯·帕尔默认为中国人不该忘记家族历史。2009年7月他在《环球时报》发表文章，感言“我的朋友和学生对他们自己家族的历史知之甚少。他们中的许多人不知道自己祖父的故事，更不要提曾祖父那一辈了。大多数家族都不会谈起自己的家族史，例外者少之又少。说到原因，一部分是因为中国人民拥有更痛苦的记忆，他们不愿谈起这些悲惨的往事。有一种可能，许多年轻人不想听到痛苦经历”。还说：“如果他们带着自己的故事离开人世的话，那将是笔巨大的损失。”[7]他正在撰写唐山大地震一书，在他看来，当后辈们将自己家族的故事世代相传，不错过每一细节时，这种口述历史内容也必然会增加人们的兴趣。家族史教育不仅有深刻的历史意义，且有一定的现实作用。
诚然，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当家族活动与阶级斗争相矛盾时，这种历史与现实相混合的问题，确实会影响到社会。所以，1963年《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中就肯定“联宗活动是复辟封建主义活动，是阶级斗争的一项内容”，并被很多人所接受，成为工作的指导方针。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曾经在对浙江省宁波市的发展中提出过“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的指示。这个“帮”字是否应包含有“家族”的含义。假若我们能把包氏家族、孙氏家族、宋氏家族、孔氏家族，也可包括我们研究的史官与史氏家族动员起来参与国家建设，这个“帮”对于经济建设的作用肯定是非常明显的。中国有多少个家族的历史有待于我们去研究、去发掘，我们应当从正面去解读“宁波帮，帮宁波”的口号，正确理解家族历史的研究与传播，让其发挥积极的作用。正如有学者指出：“家族在当前农村经济改革的特定环境下，有着辅助生产发展、繁荣经济的新功能，它适应了农村个体生产、个体经济和私营企业发展的需要。家族活动对于农民个人以及部分城市居民来讲，则为扩大谋生手段，维持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提供了一种保障。”[8]
至于家族史中涉及传统意义上的“忠”与“孝”，可能会有忠君与爱国的含义，若能将其引导到我们提倡的热爱祖国、忠于祖国、报效祖国上来，就会有利于增强群体的凝聚力和号召力，忠、孝观念也就会包含着切实的现代价值。我们提倡全社会爱祖国、爱家人、尊老爱幼，提倡“爱国、创新、包容、厚德”的精神，目的是促使社会更加和谐，让忠孝观念、孝亲思想集合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使其自然赋予现代作用，完全有其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