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让我联想起史学前辈们关于“历史”的教悔。1962年夏天，我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时，作为学习结束前的最后课程，导师白寿彝先生为我们研究生安排了游学课程，请了一些名家做访谈，其中有郭沫若、吕振羽、唐兰、顾颉刚、吴晗等老前辈。各位先生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叙述“历史”这一概念的，有的从考古学角度，有的从历史地理学的视角，有的从中国古代思想史的视野来说明什么叫历史，历史是什么，学什么，怎么学，让我们更为深入了解了“历史”的种种内涵。时隔半个世纪，很多细节都已模糊，印象较深的是郭老和吴晗二位先生。记得当时郭老是住在西四大院胡同一号的，不在什刹海现在的郭沫若故居。他的住所一进大门就可看到有一所圆形房舍，非常别致。原以为可能会在那里接见我们，结果是在此屋旁边的接待室里。夏季天气炎热，可能是午休后老人怕受风，郭老出来时，手持一本《德国农民战争》，身上却还披着一件外衣，有秘书在场。农民战争问题是当时的热门话题，由德国农民战争谈到阶级斗争，谈到历史。在那个年代，我们一致认同阶级斗争历史就是人类的文明史，还赞同以此观点作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分界线。几天之后，我们又在台基厂北京市人民政府吴副市长的办公室访问了吴晗先生。当年，吴晗老先生声音宏亮、精神矍铄，为了这次访谈，急匆匆从外边赶来，使我们非常感动。坐定之后，言归正传。他的观点是已经过去的事情称为“历史”，尚未完成的就不叫“历史”。并举例说，比如“抗美援朝”在当时就是历史，因为它已经结束，已经成为历史；而“人民公社”在当时就不叫历史，因为它还在实践中。对于他的观点印象很深是有原因的，一方面，这种说法与众不同，另一方面是他的说法与毛泽东的定义也不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吴晗成为“斗争的靶子”，访问过吴晗的人也因此受牵连。我们认为这没有什么可隐瞒的，也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吴晗先生关于历史的定义有其一定的道理，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因为，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是客观物质运动有始有终的发展过程，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广义的历史包括自然史和人类史；狭义的历史是指人类社会的历史。历史的发展有其明显的特殊性，它以人的存在为前提，只有了解人们活动的全过程才能揭示其内在规律，只有了解人类自始至终创造历史的实践活动，才能成为历史。对于吴晗先生的这段话我们更是记忆犹新。
综上不难发现，历史就是过去时的一切，历史具有“一度性”的特点，任何人类社会历史现象都是一过即逝，任何方法也不能使之重复，历史不可能通过实验来反复证实，历史只是人类社会的客观存在。同样，作为文献的《历史》，具有可塑性和综合性的特点，它是经过历史学家们加工、编撰而成的，由人类的各种社会活动，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民族关系、对外关系、战争、宗教等组成，带有明显的雕凿痕迹。因此，人们对于“历史”的认识会呈现多样性，有的完全一致，有的达成共识但表述不同，有的则可完全相反。历史学是以研究历史相关的实践、理论和方法为对象的科学，目的就在于使人们更加接近于真实的历史。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们思想的开阔，对于历史认识有了更为广泛的含义，历史传承的形式也更加丰富多彩，对于口述历史、民俗历史、家族历史的研究和运用也已占有一定位置。人们已不再局限于史官的记录和史书的记载，人们已改变了只把专职史官和历史专著当作历史的观念，它标志着史学观念的成熟和进步，但是认识并不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