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是随着行为变得更复杂，如何协调这些协作活动，包括协商联合目标及协调两种不同的角色。解决方法是合作**流。早期人类通过指示把合作同伴的注意引向相关情境，这需要其能够站在同伴的视角考虑和模拟同伴的思维方式（例如，基于不同的交流行为她可能被期望做出溯因跨越）。为了理解，接收者需要考虑交流者如何考虑自己的视角——这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递归推理形式。早期人类对同伴理解自己的关注，通过预期评估同伴对交流行为的理解，进一步引发社会性自我监控。在这之中，基础的认知挑战是个体自身的视角要能与同伴的视角保持协调。所以，当早期人类为了谋生从事合作性物物交换时，他们开始从同伴的视角进行沟通性的此类互动——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自我视角的反思——而这赋予了人类认知表征和推理一种新的灵活性和力量。现在，不仅包含个体自身看待这个世界的视角，早期人类同时也可以从他人的视角看这个世界，期间亦包含他人对我的想法的视角。早期人类不仅具有类人猿的“这里”视角，亦同时具有包含“这里”和“那里”的视角。我们无法准确地知道这些早期人类是谁，但我们推测他们是40万年前的海德堡人（Homoheidelbergensis），他们生活在会反复遇到合作同伴的松散小群体中。当然，这种早期人类并没有现代人类完整的客观-反思-规范性思维形式。虽然他们的思维不是客观的，但仍然同“我”和“你”这样的两个第二人视角相关；他们的思维只具有轻微的反思性，因为它们只能借助交流媒介外化表达很少的意图状态和认知操作（并且他们同时作为“生产者”和“理解者”仅能表现一些有限的语义内容）；他们的思维具有的社会规范性也仅仅局限于关心同伴怎样判断自己的合作行为和理解其交流行为这个层面，而不是基于群体的规范标准。因此，毫无疑问，此时的人类与现代人类具有的集体意图性以及客观-反思-规范性思维还有距离。但是，我们认为，要填补这中间的差距，早期人类联合意图和“视角-递归-社会性思维”（perspectival-recursive-socially）必须要经受“内部-之间”（in-between）这一步转换。这之所以是必需的，是因为到现代人的过渡都是关于文化习俗的创造，以及其是否朝着合作的方向——这几乎是一定的，之后当个体进行习俗化时，一些非常强的合作倾向必须已经准备在那里了。
早期人类的合作活动和合作交流一起代表了类人猿生活方式和思维这类第二人“合作化”（cooperativization）。但这些演化出来的新的第二人社会互动形式仅涉及特定场合与特定他人的“联合参与”（jointengagement），他们自己不能把这些特性泛化到合作活动之外。所以，尽管类人猿具有以新的联合意图方式生存、交流和思维为代表的前向跨越，下一步的跨越仍然是必要的，即通过习俗化和制度化几乎一切事物，对合作化认知和思维进行集体化（collectivize），也就是规范化和客观化（objectify）。
[1] 当代人类捕猎者并不是这里设想的早期人类的良好模型，因为他们已经完成了演化历史中的两个步骤，所以生活在社会规范、制度和语言中。此外，当代捕猎者拥有工具和武器，让他们能够单独捕猎（之后再分享），而我们设想的早期人类的武器更为传统，因此需要更多的协作。
[2] 当然，当代人类社会同样充斥着自私与不合作，甚至是残暴的行为与战争。这其中很多都是由于不同群体间的冲突以及私有财产和财富累积之间的竞争导致的，这一切只在农业发展之后的近10000年发生，在那之前人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小群体的合作捕猎者。
[3] 目前该书依然是即将出版的（inpress）状态。——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