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他只生活在赤道附近的类人猿不同，现代人类迁徙到了整个地球上。他们并不是个体迁徙，而是整个文化群体进行了迁徙。在任何一个栖息地中，单独的现代人类个体都不能够自己生存很久。相反，在每个特定的环境中，现代人类文化群体发展出了一系列具有特异性和认知复杂性的文化实践来适应当地的条件，从猎捕海豹、铸造雪屋到收集植物块茎、制造弓箭，甚至是科学和数学。我们尝试去做的是详细说明认知和思维的过程，使得现代人类个体能够从合作性和交流性两方面与周围的人进行协调，努力适应在世界各个地方遇到的新异问题。
对于现代人类的出现有这样一种设想：早期人类相当友好地在一起生活，通过与他人多种方式的合作和交流，达成各种合作目标。随后，人类面临一系列人口结构方面的挑战，群体意识（group-mindedness）和群体一致性（conformity）的大潮冲刷了每一个人。人们自发地与同伴进行协调来打猎或收集每天的食物，然后逐渐发展出一些约定俗成的文化实践。人们自发与同伴交流，使用特殊的手势调整复杂的合作活动，然后逐渐发展出习俗化的言语交流技能。而人们自发地在多种合作方向上劝诫或教诲彼此，然后逐渐发展出大家都知道并使用的社会道德和理性规范。早期人类在一起生活，与他人联合互动（jointly）；现代人类生活在一起，与他人集体互动（collectively）。
这种群体意识和一致性浪潮的作用之一是，文化群体选择也伴随了文化的持续演化。个体认同自己所在的群体，而区别于其他群体，当群体本身已成为一个自然选择单元的时候，文化群体选择就出现了（Richerson & Boyd，2006）。成功的文化以这种方式适应了周围的环境，而未能成功的则消亡了。文化群体中的发明被精确地传递下去，保持其在群体中的稳定性，直到更先进的发明出现（这被称为棘轮效应）（Tomaselloetal.，1993），文化演化才得到了累积。现代人类比早期人类和类人猿有更强的棘轮效应，因为现代人类除了具有更好的模仿技能外，还具有更强的教别人东西和在被教学时迎合他人的倾向。随着群体意识和一致性大潮，我们的文化群体才可能创造并持续促进认知产物——从捕鲸的步骤到解微分方程的程序——帮助人们适应当地的环境，同时也将他们与其他文化群体区分开来。
这一群体意识和一致性浪潮的潜在影响，是用于思维中新的、集体文化形式的认知表征、推理和自我监控。现代人类开始“客观地”表征这个世界，任何理性个体都可能做出反映一般性的、中立于行动者的表征。此外，人类的言语交流技能使他们能够探讨之前不能够探讨的问题（如心理状态、逻辑运算过程等），让人们能够更具深度和广度地进行反思性推理，即关于自己思维的思维。在合作性争论情境中，现代人类将支持自己观点的理由外显地表达出来，将它们放在一个推理网络中与其他知识联系起来，然后这种社会实践逐渐内化成为完整的反思性推理。现代人类的自我监控，第一次反映了不只是他们对特定他人第二人的评价（second-personalevaluation）的期望，同时也反映了他们对“我们”作为一个文化群体的规范性评价的期望。由于所有这些行为和思维的新方法，人类这颗实验蛋上出现了裂痕：个体不再对比自己和特定他人的观点，即来自各方各面的观点；她会将自己的观点与某种一般性观点进行对比，这种一般性观点是每个人都具有的、客观真实正确的，是本然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