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理智的产生离不开合作。
——皮亚杰，《社会学研究》（SociologicalStudies）
“思维”活动是个体独自的狂欢吗？对于很多动物来说，答案是肯定的。但对于人类来说，思维过程不仅仅牵涉到个体自身，反而更像是一个爵士演奏者的即兴表演：他使用的乐器由他人制造，表演曲目的编排有前人留下的固定套路，能够登上舞台也经过了其他演奏者的反复指导。所以说，他的表演不仅仅是自己的表演，更是融入了周围他人“存在”的表演。我们的思维活动亦是如此，它的发生往往嵌套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中，而非与世隔绝的空中楼阁式思维。
那么人类这种独特的社会浸入式思维是如何产生，又是怎么工作的呢？有研究者指出，人类文化及相应的人工产物在其间扮演了重要角色。例如，黑格尔（1807）认为，人类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的社会实践、制度、意识形态等因素塑造了个体思维的基本框架（Collingwood，1946）；皮尔斯（Peirce，1931—1935）则更进一步指出，诸如数学、逻辑等几乎所有人类比较复杂的思维形式的产生，背后都浮现着人造符号的身影（数字、逻辑规则）。此外，维果茨基（1978）则强调，人类儿童的成长过程往往亦是被所处文化中的工具、符号等一系列人造物所浸染的过程，这些文化产物，尤其是语言符号，往往在儿童来到这个世界之初就为他们确定了这个世界的组织形式，儿童成长过程中要做的就是内化这些符号的使用，进而通过类似“内部对话”（人类思维框架原型）的形式了解和建构这个世界（Bakhtin，1981）。
另有一派研究者则认为，对文化和语言产生具有重要作用的社会协调过程，在人类思维发展中起首要作用。米德（Mead，1934）指出，在人类互动过程中，我们往往可以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并依据这种思考调整自己的想法或行为。皮亚杰（1928）则主张，这种角色采择和观点采择能力，连同个体的合作倾向，不仅使人类文化和语言的产生成为可能，亦使个体对群体规范的遵从性思维发展成为可能。实际上，经过漫长的社会实践和经验判断过程，人类会形成一套关于语言习俗和文化规则使用的模板，只有那些符合模板的使用才不会显得另类，进而产生人际价值，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1955）则具体阐述了其中几种不同的适宜使用的方式。对于上述研究者，我们可以把他们称为“社会基底理论家”（socialinfrastructuretheorist），因为他们都认为，语言和文化不是人类与外界产生超社会性（ultrasocial）认知联结的充分条件，仅仅是对后者的锦上添花。
总的来看，上述研究者的观点很有启发性，然而，近几年理论和实证研究中的一些新发现对上述解释构成了挑战。已有实证研究，尤其是过去十年来的研究发现，在一些非人灵长类动物身上亦存在复杂的认知能力（Tomasello & Call，1997；Call & Tomasello，2008）。进一步说，人类的近亲类人猿已经能够通过类似人类的方式理解物理和社交世界的许多方面，如对因果关系及意图的理解。这也意味着，人类思维的很多重要方面可能并非起源于人类特有的社会性、文化、语言等组织形式，而是源于近似类人猿问题解决能力的相关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