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里的解释虽然以多种形式使用了个体发生学（ontogenetics）数据，但焦点并未放在人类个体发生本身。所以，下面着重指出关键的两点，以阐述个体发生对人类独特思维产生所起到的作用。
首先，尽管个体发生不必是种系发生的重演，当前的情况下联合意图性和集体意图性之间是存在部分逻辑关系的，即在同群体协同之前个体必须具有一些同其他个体协同的技能。所以从根本上说，我们假设的种系发生顺序同个体发生顺序是一样的（Tomasello & Hamann，2012）。然而，实际情况远比这要复杂，因为如我们已经提到的，幼儿是现代人类，他们从出生开始就受到包括习俗语言在内的很多文化产物的影响。但我们可以认为，直到3岁左右，幼儿同他人的社会互动基本上都是“第二人”的，而非群体性的。同时他们也不能完全理解诸如语言、人造物和社会规范等内容如何作为习俗产物发生作用。
所以，依照当下的观点，顺序大约是这样的：大约1岁时，儿童开始以一种“第二人”定向同他人合作和进行合作**流（虽然仅发生于同特定个体的直接互动之间）。这包括同他人进行联合注意、以简单的方式采择他人视角，以及创造性地同他人使用指示手势（Carpenteretal.，1998；Moll & Tomasello，inpress）。重要的是，这个发展时间表可以描述包括那些小规模未开化社会（Callaghanetal.，2011）在内的很多文化背景中的儿童，但却不能描述即使是人类养育的黑猩猩的个体发生（Tomasello & Carpenter，2005；Wobberetal.，inpress[2]）。这些事实暗示，第一个出现的联合意图性技能具有高度专化和物种特殊性的发展路径。
三岁左右，集体意图性技能开始出现。这也是幼儿首次开始把社会规范和其他习俗现象理解为某些类别的集体协议的产物。因此，三岁左右，幼儿不仅遵循社会规范，也开始积极地要求他人践行这些社会规范（包括自己打破规范时的愧疚）。他们完成上述过程的方式，彰显出其已经理解了特定规范仅适用于特定场景和群体内已被习俗化的个体。他们同样明白，一些语言，如普通名词，是被群体内所有个体都习俗化了的；而专有人名，则是被知道这个人的那些个体所习俗化了的（Schmidt & Tomasello，2012）。在西方中产阶级文化背景之外，集体意图性技能并未得到深入研究，所以这种发展时序是否具有跨文化普遍性仍然不得而知。
个体发生起到的第二个作用是：没有它，联合意图性和集体意图性都不会存在。对于很多人类特质来说同样如此，因为人类已经演化出了延长的个体发生过程，以服务于那些其他物种出生时开始形成、成熟或接近成熟时掌握的所有类型的事情。所以，很多小型哺乳类的脑，在出生后的第一个月就迅速发展，一年之内成熟，黑猩猩的脑也仅需五年左右的时间就能发展成熟，人类的大脑却需要超过十年的时间才能发育成如成人一样的大小（Coqueugniotetal.，2004）。因为这种延长的个体发生对幼儿和母亲来说都是高风险的，所以必然伴随着补偿优势，想必这特别体现在灵活的行为组织、认知和决策方面，亦体现在对当地的群体文化产物、符号和实践的掌握时间上（Bruner，19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