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哲学的民族性表现在哲学是民族文化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如果我们把文化理解为科学技术、知识、信仰、哲学、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习惯和社会成员通过学习而获得的能力和技能的总和，那么，哲学是一种文化的“体”，而文化的其他形式只不过是它的“用”。哲学为其他文化形式提供指导思想、理论基础和方法论。没有发达的哲学就不可能有发达的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正因为哲学具有上述作用，所以，它成为塑造民族精神的有效手段和切实途径。诚如恩格斯所说，一个国家或民族要攀登科学文化的高峰，要自立于世界文明先进行列，决不能没有高度的理论思维，而理论思维的培养离开对各种哲学思想的学习和研究，没有别的途径。
2.哲学的时代性
任何哲学，它都不是站在它的时代以外的，而是对它的时代的实质的认识，每个人都是他那时代的产儿。哲学也是这样，任何哲学都是一定时代的哲学，只有真正触摸到了自己所处的时代的脉搏，映现了自己所处时代的精神，从总体上把握时代的内容，反映时代的本质特征，才是真正的哲学。时代的内容是由时代的人们创造的，是时代的人们积极地处理自己同外部世界的关系的成果。人的智慧是在人们处理自身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的过程中形成、发展、发挥、表现的。因此，人的智慧也就是人们处理自己同外部世界的关系的活动中的精髓。哲学作为一种智慧之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就是人们处理同外部世界的关系的一种升华。但是，哲学要成为现实的智慧学，必须通过一定时代的哲学家的头脑，把人们处理同外部世界的关系的活动中最精致、最珍贵的看不见的智慧、精髓集中到哲学思想里来。这样，哲学也就能以自己得特殊方式把我自己时代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称为其中活的灵魂。因此可以说，哲学是“一个时代理论上的自我理解”，是“思想中时代”。美国出版的“导师哲学家丛刊”曾以下列标题来表征中世纪以来各个时代的哲学：“信仰的时代”（中世纪哲学）、“冒险的时代”（文艺复兴时的哲学）、“理性的时代”（17世纪的哲学）、“启蒙的时代”（18世纪哲学）、“思想体系的时代”（19世纪哲学）、“分析的时代”（20世纪哲学）。不管这种概括恰当与否，但它确实显示了哲学与时代的重要关联。
从总体来说，哲学与现实、时代的关系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哲学诠释现实。它将从哲学的角度对复杂的社会现象给予客观、全面地反映和合理的说明与解释，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梳理出线索，在表面平行的结构中看到等级与次序，在茫无头绪的过程中寻找到问题的症结与结点。其二，哲学审视现实。哲学对现实的关注不是简单、刻板地反映，它总是以一种反思性的态度对现实提出质疑，看出其不足或缺陷。在对现实的这种审视与批判中，蕴涵着它对未来理想的追求与构想。其三，哲学超越现实。哲学将“不得不以超越和反对他们的时代的方式进行思考”，因为“没有这种理智上和道德上的勇气，哲学是不可能完成它在文化和社会中的使命的”哲学超越时代，超越现实，并不意味着它就脱离了现实、脱离了时代；相反，它是从现实出发示范与引导时代。在时代与哲学的关系问题上，不光是时代创造哲学，哲学也创造时代；不光是时代修正哲学，而且哲学也改造时代。
作为时代精神概括的哲学观念，不会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历史的发展不断演进的，一种哲学观念在它形成时往往是先进的，引导历史前进的，而当其所代表的阶级或社会势力成为统治者并逐步保守没落，该哲学观念也成为保守和反动的，并会被代表变革势力的新的哲学观念所取代。曾经新的哲学观念也要随着人生存和发展的社会状况而被更新的哲学观念取代。这就是哲学史——人类思想史和历史的最抽象层次上的概括，而哲学也就存在于哲学观念的更替与矛盾中。只要人类还在生存和发展，只要历史的阶段性还在延续，哲学观念就会存在和发挥作用，并继续演化。而历史上各阶段的哲学观念在演化和更替中，又表现为辩证的否定和发展，有着内在的批判继承关系。
哲学的时代性并不排斥其历史的统一性，正是在时代性的更替中，体现着哲学观念的历史统一性。哲学观念的时代性是其历史阶段主要矛盾的集中体现，其统一性则在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矛盾，在于以劳动者素质技能提高及其表现的社会生产力为基础的文明发展和社会关系的演进。各历史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人类生存和发展基本矛盾的阶段性特殊表现，正是在社会主要矛盾及其否定中，体现着人类生存和发展基本矛盾的特殊性和发展性。历史的阶段是发展的阶段，阶段的更替不是历史的终结。社会主要矛盾的否定不是取消社会主要矛盾，而是以新的矛盾取代旧的矛盾，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也随之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段。相应的，社会主要矛盾所概括的时代精神也会随之而升华，这也就是哲学观念在否定中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