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自然科学相比较而言，人文科学的认识活动带有更为明显的主体选择性和主体构建性，从而使人文科学世界具有更加突出的个体性与多样性色彩。每一个历史学家对于历史的解释与反思，每一个文学家和美学家对于文学艺术世界的表现与感受，每一个哲学家对人生意义和生命价值的探寻与追问，都是具有个体的独特性的。尽管这种个体性要受着外在的社会历史环境的制约而不是随心所欲的，这种制约正是人文科学世界中的理性与客观性存在的依据。但就人文科学的这种个性特征来说，我们每一部历史学著作中，便总可以直接或间接地感受出这个历史学家个人对于历史的一种独特的理解与体验，看出历史学家的个人的身影。在这部历史著作中不能不融进了历史学家的个人情况与价值观念。因此人文学科世界是一个充满个性色彩和个性特征的多样化的世界。而自然科学世界却更多地体现出对普遍性和统一性的追求。自然科学家们总是努力在其研究领域中寻找出尽可能简洁的基本概念和原则，寻求尽可能简单的逻辑基础，去把握复杂的全世界图景，用一些高度综合性、归纳性的理论去统一把握多样性的自然现象。自然科学家总是更重视思维的规则，总是寻求更具有普遍性和共同性的东西，从科学活动中建立起为整个科学家共同体都能认可、接受和遵循的一致性的东西。简约、统一、和谐、对称、严密、严谨，这些都可以说是自然科学在理论上和思维模式上追求的目标与原则，也是自然科学的优美动人之处。甚至，自然科学家们试图将变化万千的自然世界——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都导向一个极简单的数学世界，用数字化的极简单符号模型来解释世界的无限多样性。社会科学在很大程度上也有追求这样一种理论与分析方法上的简约化目标，经济学家对人的经济理性、交易选择、行为模式的分析，法律学家对社会的制度形成、利益交换和社会法律运作的“游戏规则”的说明等，也试图做出某种程度上的尽可能统一、完美、严谨、简单的把握。但人文科学却很不一样，人文科学更多的是在个体性与多样化的背景下来把握人的精神与情感世界的。人文科学更多的追求着独特、新异、个别和个性。人文科学家对于人类的历史文化事项、精神生活和宗教艺术的认识研究，可以有更大的个体选择性空间和选择性余地，有显示人文科学家个性特征的更大可能性。虽然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科学家的认识活动都可能带有某种程度的个体选择性与主体构建性，但人文科学家的这种选择与构建性显得更加明显。在人文科学那里，每一个个体生命都是独特的，是唯一的，它不能像生物学上那样用诸如细胞、分子、基因等几个最基本最简单的共同概念来把握所有人的生理学本质，也不能像社会科学家那样仅从人的社会角度、来理解人的独特性和个体性的。在人文科学看来，人是一种由其主体实践过程而自我创造、自我塑造的实践着、变化着的存在，人的本质不是外在决定的、先验的和固定不变的；相反，他会在自己的实践与创造过程中主动地来加以追求、改变和发展自己的本质。人可以用生物技术“克隆”一个和生物学意义上的人，并规定这个“克隆”人的生物自然特性，但却无法用基因遗传工程规定的人存在的本质与价值意义，因为人的存在本质与价值意义，不是先天遗传规定的，而是由人自己在后天的主体实践中追求、塑造、获得的。在人文科学那里，人不是抽象的、概念化的，也不是一种可随意机械分解与组合的数学变项，而是具体的有情感的精神意志的人。研究对象与研究者不能不发生某种程度上的双向“对话”与双向“构建”关系。所以人文科学家们总会根据自己的观念与标准去选择那些他感兴趣或他认为重要的认识对象来建立他的历史学思想与文学艺术观念。而对被选择的人文事项，他并不是照镜子式地、被动简单地反映其原样，而是会以他的分析框架和理解结构去加以解释，并在解释的基础上做出理解。这一主体性解释与理解的过程，同时也可能是一个主体意义赋予认识对象的过程。因此，人文科学的理论与认识结果会比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更趋向不确定性、复杂性、带上更浓厚的认识主体意识与个体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