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我们无法否认各国在空间科技上的严重不均衡。技术上已经形成的强大壁垒致使相当多的国家没有能力介入到对外层空间资源的分配。正如同一个内陆国家基本上不会对有关海洋的条约和习惯感兴趣，一个处于第三世界正亟待解决自己国民温饱问题的国家也不敢为仰望星空产生的想象多一些希望。我们不能否认一些国家的高瞻远瞩，然而现实却告诉我们更多的国家更愿意在面包、牛奶、米饭多放些投入。如《外空条约》第一条所述：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应为所有国家谋福利，而无论其经济或科学发展的程度如何，那样只是制定者美好而理想的初衷。现实在说谁最有能力，谁即外空的入主者。目前的没有条件，没有实力并不能成为剥夺权利的理由。所以赤道国家会去伸张自己在地球同步静止轨道上的权利。在这样一个有限而宝贵的轨道上，同步卫星的数量即将达到饱和。它们在想我们因数百年的殖民统治而失去了应有的发展，所以我们无力在外层空间技术上做到突破。当年的殖民国家的资本积累使它们能够进行空间的探索，然而再过数十年当我们可能有实力的时候，我们只能仰视天空，目睹一颗颗它们的卫星从天际划过。
第二，空间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法律技术的发展存在着速度上不均衡。所以我们很可能碰到的情况是这样的：假设人类两年以后登上了火星，而有关火星的国际协定却需要在此之后若干年后才能共同达成。那么存在时延，它可能为探索国的先占提供条件。空间探索本身存在的保密性使我们无法确知下一步要使用什么？下一步我们要到哪里去？科学技术可以让我们一旦验证即可投付实用，而法律技术往往需要让我们在问题发生后多作斟酌。正如1979年12月15日经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关于各国在月球和其他天体上活动的协定》，该条约至今参加国寥寥，涉及具体的实际利益，过早的投出底牌可能会为本国未来带来不必要的损失。应该来说法学理论应该是具有很强的前瞻性的，然而要对空间领域做到前瞻，无疑需要的是各空间探索国的开诚布公，但是这一点是却又极可能侵犯到国家的军事、科技机密，甚至国家利益。任何一个空间探索国从理智上都只能接受有限度的公开。如《登记公约》所强制要求的发射国需要就所发射的外空物体尽速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供有关发射物的详细信息，并予以登记的规定在当今的世界中无法得到完全的实现。其明证就是在外层空间的卫星轨道上漂浮的诸多卫星，航空器等空间残骸的“无主”幽灵。可见每个空间发射国都需要一点点的“小秘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