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法的价值是立法的思想先导。严格意义上的立法活动都是在一定法的价值观指导之下的国家行为。人们在一系列立法问题上应做怎样的抉择，是法的制定中的价值认识问题、价值评价问题和价值选择问题。在歪曲或误解法的价值的统治者手中，不可能产生良好的法，只有在公平、正义、权力制衡等正确的价值指引下，统治者才可能制定出比较符合“良法”标准的法律。在法的制定中，必须考虑以下几点：其一，法与良法的价值问题。在法的制定过程中，许多人都沉醉于法的表面完备，认为只要有法可依，就算完成了法的制定的使命。事实上，“有法可依”并不是真正的立法上的法制完备。因为制定出来的法是正价值、零价值或负价值的问题，比有无法的问题更加重要。具有负价值即坏的法制定出来了，比没有法更加可怕；如果制定出来的法为零价值，立法就是毫无意义的徒劳。其二，此法与彼法的价值问题。法的制定过程中，人们也许会发现此法的价值取向与彼法的价值取向相互对立；或许此法保护自由，而彼法妨碍自由；此法保护平等，而彼法制造特权与歧视等。若将此法与彼法相比较，稍加分析就不难发现二者的背离，实际上这也是法的价值冲突在法的制定中的表现。其三，法自我否定的价值问题。在法律制定过程中，人们也许会发现，有的法的具体规定的价值取向和基本原则的价值取向相矛盾：或者是基本原则否定了具体规定，或者是具体规定否定了基本原则，使法在制定时就注定实现不了应有的价值。
（2）法的价值是法的实施的需求。法的实施包括法的执行和法的遵守两个方面，法的价值对于法的实施的意义也体现在这两个方面。法的执行离不开法的价值指导。首先，法所蕴含的价值精神是执法的先决因素，法本身所具有的良好的法的价值是法得以良好执行的价值前提。其次，执法者的价值认识影响着执法的结果状态。法的执行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对法的价值的认识状况对法的执行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如果法的执行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对法的价值具有良好的认识，即具有良好的法的价值观，法的执行就可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如果法的执行机关及其执法人员的法的价值观出现偏差，法的执行就可能误入歧途或出现失误。因为法的执行机关及其执法人员的法的价值观影响着他们对既定法律原意的理解，影响着他们所做的法律解释，影响着他们对合法行为的保护和对违法行为的制裁。例如，历史上中国从有罪推定到无罪推定的演变，实际上就是有关价值认识的转变，也是相关法的价值的转变。
（3）法的价值是防止法的失效的屏障。法的失效是指法的预期社会效果未能得以实现的客观情形。法的失效问题实际上也是法的价值背离问题，它可能是因为立法的错误或者法的实施的畸形所致，但是根本上都是对应有的法的价值背离或违反的结果。正确认识了法的价值并坚持一定的法的价值，对于防止法的失效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在中国就有类似的法律例证。比如在改革开放进程中，面对许多党政官员经商过程中以权谋私的状况，有的地方法规曾明令禁止党政官员经商，以确保政治廉洁和社会公正，该法律公布实施后，党政官员经商的少了，但党政官员的子女、配偶、朋友经商的却多了。这就是法失效的典型表现。党政官员不经商做买卖只是一个表面现象而已，实际上他们更可能是某个商店、公司、企业的真正老板或合伙人，他们可以更“合法”地利用职权在更大程度上以权谋私而不受法律制裁，这样的话政治廉洁、社会公正就会遭到更严重的损害。究其根源是地方法规自身应有法的价值的失落和畸变造成了上述法的失效。我相信如果在法的制定和执行中，当地立法者就注意保持既定的法的价值取向、价值原则和价值目标，从立法和执法等各方面力求法的价值的实现，防止法的价值被扭曲，上述法的失效的严重状况是可以受到控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