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科学要反映历史发展过程。这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要反映出历史发展过程的规律性；另一方面又要反映出历史发展过程的具体的真实的景象。作为前者，它像其他社会科学一样，要运用唯物史观，对大量的、个别的、偶然的历史现象进行综合分析、科学抽象。作为后者，它却不能像其他社会科学，可以撇开各种个别的、偶然的或者例外的现象，只进行逻辑概括。为了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历史科学工作者不能舍弃特定的历史时代、历史空间以及历史人物等，不能忽略那些个别的、偶然的或者例外的历史现象。相反，倒是常常需要凭借有限的、片断的、反映个别的、偶然的或者例外的历史现象的资料，复原出繁纷复杂、波澜壮阔的历史活动场面，描绘出有声有色、跃然纸上的各种历史人物形象。这是其他社会科学所不具备的特点，而历史科学舍此便会落入苍白无力、干瘪空洞。
因此，在欧洲近代史学史上，曾发生过长期的史学是不是艺术的争论。史学当然不能等同于文学艺术。但是，这绝不排斥历史科学在其认识过程中包含着形象思维的若干特征，不然是难于将历史过程描述得真切动人的。中国史学很重视这个问题，像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即是善于运用形象思维记述历史事件、刻画历史人物的巨匠。在著名的《项羽本纪》中有这样一段：
项羽已杀卿子冠军，威震楚国，名闻诸侯。乃遣当阳君、蒲将军将卒二万渡河，救巨鹿。战少利，陈余复请兵。项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于是至则围王离，与秦军遇。九战，绝其甬道，大破之，杀苏角，虏王离。涉间不降楚，自烧杀。当是时，楚兵冠诸侯。诸侯军救巨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纵兵。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于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项羽由是始为诸侯上将军，诸侯皆属焉。
这段文字将楚兵的奋勇、项羽的气魄以及诸侯归附的过程，既生动又清晰地反映了出来。这是不能单靠逻辑思维完成的，一定要通过形象思维进行具体地描绘。
当然，历史科学运用形象思维与文学艺术是不同的。历史科学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恢复历史的真相为目的，它不允许在历史材料的基础上，将许多历史人物糅合在一起，加以典型化，塑造出一个经过加工的文学形象，更不允许在叙事描写中运用夸张、虚构等文学手段。现代思维科学认为，人类主要有三种思维方式：逻辑思维、形象思维、直觉。历史科学的思维，实际上是兼有这三者特点的综合的思维过程。
历史科学要总结历史经验，探求历史规律，阐明历史趋向，主要依靠逻辑思维。这种思维过程，大体说来，也包括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两个阶段。
对于各种口头的、文字的、实物的等历史资料进行发掘、搜集、整理、辨伪、考订，以求复原具体的个别的历史事实，这可谓之历史认识的感性阶段。不过，这不是从实践中直接接触认识对象获得的感知。这一点也是由认识对象的特点决定的，因为除了考古所提供的部分资料或某些方面的历史遗骸的残存外，大量的历史现象、历史活动无法直接感知。这种间接获得的认识，当着主要反映历史运动的表象时，它还处在认识的初级阶段，还没有达到认识历史运动的本质，因而应该称之为感性认识阶段。这一认识阶段对于历史科学工作者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它是理性认识的前提和基础。只有依赖大量的比较全面、完整的对于认识对象的感知，才有可能正确反映认识对象的本质。在研究历史时，我们强调大量占有资料，实际就是为了获得更多的感性认识，从而为下一步飞跃为理性认识作准备。我们重视考据，也是基于这一道理。考据可以帮助我们弄清间接获得的感性认识是否符合历史现象的实际，订正记述中可能发生的各种误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