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金斯（DwightPerkins）研究中国粮食亩产量时，使用了一种宏观分析方法：首先对一个地区人口和耕地的数量、种植制度以及人均粮食消费水平、用作交纳赋税的粮食的数量以及输出入的粮食的数量等一一进行研究，然后以所得结果为据，求出一个平均亩产量。很明显，只要人口等各种数据没有大错，那么这个平均亩产量也不会离开实际情况太远。同时，又从各种史料中大量收集亩产量数字并加以考证，选出其中比较可靠者，与上面得到的结果进行比较，并根据具体情况加以调整和修正，从而得出一个最接近实际情况的数字。[10]其曾用这种方法对明后期（1620年左右）和清中期（1850年前后）江南的水稻亩产量进行了研究，得出的结果是：明后期（17世纪初期）江南的水稻亩产量大约为1.6石米，清中期（19世纪中期）则约为2.3石米；亦即后者较前者增加了0.7石，增长幅度大致为44%[11]。这个结论与许多学者得出的结论差别颇大。虽然这个数字也不可能绝对准确，但是比起用其他方法得出的结果来说，应当是更接近实际情况。这种方法对于研究宋代江南粮食亩产量肯定也会很有帮助。宋代江南是一个以自然经济为主的社会，而在这种社会中，人们主要追求的是产品的使用价值而非价值，即使剥削也有一定限度。农民生产出来的产品不可能大大低于和超过社会对这些产品的使用价值的总需求。这就为宋代江南亩产量的估计确定了一个可能的范围。倘若我们的估计超出了这个可能的范围，那么肯定是有问题的。
最后，我还要指出：经济学方法也有自身的适用范围，不能用它去完成其不能胜任的工作。例如，计量分析是经济学的优势，但并非任何经济现象都可以“量化”的。有的学者读了《检讨》之后问：为什么你不为“什么是经济革命”提出一个明确的“量化”标准呢？我的回答是：为“经济革命”提出一个“量化”的标准很困难，因为“经济革命”的主要内容之一是重大技术进步的出现，而重大技术进步本身并非一种可以“量化”的现象。此外，宋代江南有关史料匮缺，也使得计量分析非常困难。因此要对宋代江南的经济进行“量化”研究，可能已经超出经济学力所能及的范围。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0页。
[2]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19页，台北，里仁书局，1982。
[3] 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收于《傅斯年全集》，第2册，5、6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
[4] 吴承明：《论历史主义》，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2）。
[5]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15～25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6] 吴承明：《论历史主义》，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2）。
[7] 例如，王业键所收集的清代的米价数据、李中清所收集的清代人口数据，都数以十万计。
[8] 漆侠：《宋代经济史》，110、17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在分析精耕细作的发展问题时他还指出：“这种耕作方法除犁需要改进和增加鋫刀这个垦田利器外，还必须有充足的劳动力，这两条缺少任何一条都是不能成功的。”
[9] 大卫·勒旺（DavidLevine）对此作了明确的说明：“由于劳动便宜而且供给充分，人们不愿进行资本投资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因为工资低，原始的生产技术仍是最有利可图的；低水平的技术，导致劳动集约化。”见DavidLevine，FamilyFormationinanAgeofNascentCapitalism，AcademicPress，1977，p.14。
[10] DwightPerkins，AgriculturalDevelopmentinChina，1368—1968，AldinePublishingCompany，1969，pp.14—23.
[11] 参阅李伯重：AgriculturalDevelopmentinJiangnan，1620—1850，pp：125—127、130—1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