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从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出发，我们可以对经济史上的一些问题做出更为合理的判断。例如，在宋代江南，是否由于有了“最好的耕犁”（江东犁）和因“人多地少”导致的充足的劳动力，就会导致“精耕细作的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呢？[8]从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出发来看，“精耕细作”指的是劳动密集的耕作方式，而江东犁则代表了一种节省劳动的技术。劳动力的供给与劳动密集型的耕作之间通常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而与节省劳动的生产工具之间则通常是相互排斥的关系[9]。一般而言，在“人多地少”的情况下，农民通常采用的是节省土地的技术，而非使用节省劳动的技术（白馥兰也指出：“技艺趋向型”技术和“机械型”技术都能增加单位农田的产量，但前者可视为土地的替代物，后者则可视为劳动的替代物。要在二者之间做出合理的选择，必须考虑在一种具体的情况下，何种投入能够最大地提高产量）。农民在使用江东犁时，首先会计算使用的成本与收益，并与被使用这种耕犁而被节省下来的劳动的收益进行比较。如果比较的结果是不合算，那么就不会使用之（注：这一点，明末宋应星已说得非常明白。他指出：牛耕的效率大大高于人耕，但是在苏州一带，“会计牛值与水草之资，窃盗死病之变，不若人力亦便”）。此外，如果没有发达的农村工业，使用江东犁节省下来的劳力也就没有了出路。在此情况下，农民为什么要使用江东犁呢？
再次，对于比较具体的问题来说，经济学方法也非常重要，舍此即难以进行研究。亩产量问题是许多学者在读了《检讨》之后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这里我们就以此为例来讨论一下使用经济学方法进行研究的问题。
按照范赞登（JanLutenvonZanden）的总结，近年来欧洲经济史学界研究近代以前亩产量所使用的主要方法有以下几种：第一，在意大利和东欧，主要是使用种子与产量之比的材料进行分析；第二，在法国、西班牙、瑞士、匈牙利等国，主要是使用什一税作为农业生产率的指标；第三，在英国以及法兰德斯，越来越集中于从遗嘱中获得的有关资料来估计作物亩产量和作物布局；第四，也有一些研究一直把地租资料作为农业生产率的一个指标。简言之，主要的差别在于资料类型的不同。至于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仍是统计学方法。事实上，研究近代以前中国的亩产量的基本资料（田税、地租、家谱、分家文书、农书等），大体也属于上述类型。因此在中国亩产量研究中，统计学方法也是一种重要方法，但适用范围十分有限，原因是有关数字不够丰富，而且许多数字自身存在着各种问题。宋代亩产量记载不多，更难使用统计学方法研究亩产量，因此必须求助于其他的经济学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