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关于福利活动的想象部分地可以从苏珊·希汉（SusanSheehan）的著作《福利母亲》（AWelfareMother，1976年）中得到反映。该书描述了一家三代依靠社会福利的境况，指出社会福利拴住了穷人，而不是帮助他们摆脱贫穷。马丁·安德森（MartinAnderson）回应希汉的观察，指出社会福利制度已经在美国创造出一个社会阶级：“这个国家大约1/10的人口形成了一个几乎完全依赖国家的社会阶级，几乎没有人希望打破阶级局限获得自由。或许我们应该称这些人为被抚养的美国？”
很多人相信，穷人之所以贫穷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工作，乔治·基尔德（GeorgeGilder）是他们的代言人，他说社会福利制度让穷人丧失了对自己负责的**（1990年）。罗夫·西格曼（RalphSegalman）和大卫·马兰德（DavidMarsland）也支持这种说法，他们认为社会福利已经变成了世界各地的穷人们世代相传的生活方式。他们强调，在依靠福利的家庭中出生的小孩，长大后也比较容易像他们的长辈那样依靠社会福利维持生活。
社会福利作为暂时的补助（这是大众的认知）和社会福利作为永久的权利（这是主管社会福利官员和规划者的认知）之间的冲突，具有重要的意蕴。社会福利国家，总体上而言，已经放弃了让当事人恢复自给自足地位的观念。原本应该是暂时的援助，却变成社会福利国家永久的成本。 结果是，社会福利阻碍了生产力和自给自足，并且在社会中形成了一种得到认可的行为——把依赖当成规范。
这些针对社会福利制度负面效果的观点普遍存在于社会大众中间，甚至存在于对这个制度的宗旨持同情立场的人中，密歇根大学调查研究中心的葛瑞格·邓肯（GregDuncan）指出，人口普查资料似乎也印证了这样的观点：贫穷的人被困在贫穷之中不得脱身。谈到各个时期贫穷人口的比例，邓肯说：这类人口逐年变化的百分比通常不超过一个百分点，人口普查的其他指标也显示，贫穷人口的特征每年变化不大。资料一再显示，穷人通常来自女性、低教育程度者和黑人当家的家庭。有证据显示，连续两年有1/8的人口是穷人，他们有共同的特征，这和有关穷人的总数不变的推断是一致的。还有，证据和刻板印象也一致，即穷人恒穷，最贫穷的家庭几乎没有机会自我改善生活。但是，邓肯又忠告，对这类人口的如此观察可能隐匿了某些变化。尤其是不变的贫穷人口百分比，并不一定意味着是同一批家庭年年都处于贫穷之中。理论上，每年都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家庭。为了确定贫穷和福利的真正本质，密歇根大学进行了收入动态的广泛研究。他们追踪了1969—1978年10年间5000户家庭的经济状况，这个其间正好是希汉所称的“福利母亲”时代。结果发现，在1978年有8.1%的家庭领取部分福利，3.5%的家庭收入的一半以上来自社会福利。而且，这些百分比在十年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在表面数字的背后，研究人员发现了让人意想不到的结果。10年间，有1/4的家庭至少领取过一次社会福利金，而且福利收入占家庭收入的一半以上。“只有一半多一点的穷人在下一个年度还是贫穷，而只有一半不到的穷人在接下来的几年持续贫穷”。十年中，只有2% 的家庭每一年都领取社会福利金，只有1%的家庭十年里不断接受社会福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