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我这方面而言，对这些批评进行反击其实容易得很，即便它们是以隐匿的方式提出的也一样——比方说，我大可以把话挑明，宣布他那本小册子里的内容恐怕才是不值得信任的巅峰——但是，要跟他的其他一些疑心病做斗争就不那么容易了，这也是我对他总体上仍然采取忍让态度的原因。他恐怕暗地里觉得我想要剥夺他作为鼹鼠现象首位公共发言人所拥有的荣耀。可是，目前就他个人而言，根本没有什么名气可言，只有一种令人觉得可笑的滑稽感觉，更何况这种感觉其实也只限于一个逐渐变得越来越小的圈子内部，我当然不打算去争夺它。不过话说回来，虽然出现了上述的情况，我还是在自己所写文章的导语部分明确指出，无论在什么时候，乡村教师都应该被视为鼹鼠的发现者——尽管他其实连发现者都称不上——促使我撰写这篇文章的，不过是对乡村教师命运的同情罢了。“撰写本文之目的”——不得不说，我导语部分的结语写得颇有些悲壮感，但这也符合我当时慷慨激昂的情绪——“仅是为了给予乡村教师所写文章之推广以助力。一朝功成，则本文之署名，也即暂时性地、仅以浮于表面的形式参与到此事当中的我的名字，应立即从文章中抹去。”如此一来，我几乎完全规避掉了对此事有任何较为深入之牵连的可能性；简直就像是我已经在某种程度上预料到了文章公开之后、乡村教师将要提出的那些不近人情的批评。哪曾想到，他恰恰就从导语的这一小段结语中找出了对付我的把柄。我不否认，在他所讲出的——或者说得更准确些，在他所暗示的那些话语里面，还是存在着少许有理有据的成分的，正如我已经多次察觉到的那样，某种程度上而言，他在对付我时所表现出来的洞察力，恐怕比他在自己文章里所表现出来的还要更高明些。具体而言，他声称我所写的导语部分完全就是在耍两面派。假如我真的只对传播他的文章感兴趣，为什么我不专门写些东西来探讨他本人和他的文章呢？为什么我不愿意在自己所写的内容里展示其优点，展示其不可辩驳性？为什么我不愿意将所写的内容限制在强调其发现的重要性上，并且努力使这种重要性能够被读者们理解？为什么我偏要将重点集中在他发现了鼹鼠这件事上，却完全忽略掉了他所写的文章？难道不是已经发现了吗？单就发现鼹鼠一事而言，莫非还有什么其他的事情可做吗？可是反过来讲，假如我真的认为自己必须再次提出这个发现，为什么我又偏要在导语中如此郑重其事地说要放弃它？平心而论，这样做确实有可能只是虚伪的谦虚，但我所做的其实是一种更加令人感到讨厌的行为，即贬低这一发现。我通过写文章引起了人们对它的注意，目的却只是为了贬低它，明明已经对它展开了调查，却很快又将它弃置于一旁。围绕着这件事的讨论，原本已经有点沉寂下来了的意思，现在我又将一切给闹得沸沸扬扬，热闹起来的同时，却也让乡村教师的处境变得比以往更艰难了。对于乡村教师而言，捍卫自己的荣誉又有什么意义呢？就事论事，他本人只打算就事论事，除此之外别无他想。可我却背叛了他的这个心愿，因为我不理解此事，因为我没有正确地欣赏此事，因为我对此事没有感觉、缺乏兴趣。此事远远超出了我个人的理解能力，想让我理解此事的难度，宛如九天揽月。他仿佛就坐在我的面前，抬起他满是皱纹的老脸，平静地注视着我，仿佛这就是他想要表达的唯一观点。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他不是真的只打算就事论事，在鼹鼠现象上，他甚至可以说是相当有野心的，也想趁此机会去捞取一些钱财。考虑到他人数众多的家庭，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尽管如此，在他眼中看来，我对此事的兴趣相对而言还是太少了，小到他认为可以在不讲太多不实之词的前提下，将自己伪装成对此事完全没有私心的假道学模样。事实上，此人所给出的批评，就好比用双手小心翼翼地捧住自己发现的那只鼹鼠，并且将任何想要触碰它的人都称为叛徒，仅此而已——可是，告诉自己这些，甚至都不足以令我内心深处产生哪怕少许的满足感。因为事实并非如此，他的行为并不能用贪婪来解释，至少不应该只用贪婪来解释，相比之下，主要还是因为他在此事上付出的巨大努力与所遭遇的巨大不成功之间落差实在太大，从而催生出了一种焦躁的情绪。但即便是焦躁也无法解释一切。也许我对此事的兴趣确实太少了；在乡村教师眼中看来，陌生人对于此事缺乏兴趣早已是稀松平常的状况，这种状况从整体上而言尚且是可以忍受的，但是，一旦具体到某个人身上，他便无法再继续忍受下去了。眼下终于出现了如上所述的这样一个具体的人，他正在以一种非同寻常的方式介入此事，可他甚至连此事究竟是什么情况都弄不清楚。好吧，既然已经说到了这个份儿上，我也不打算再遮遮掩掩了。我不是动物学家，打比方说，如果是我本人发现了这种现象，我一定会兴奋得不能自已，可我毕竟没有真的发现它。像这样一只大鼹鼠必然会引来人们强烈的好奇，但却绝对无法要求全世界对这一现象给予持久的关注，尤其是在鼹鼠的存在还没能完全证实的前提下，就更是如此了。更何况就算它确实存在，我们也没办法将它带到公众面前去展示。不得不承认，假如我是鼹鼠的发现者，我可能永远不会像乡村教师那样，心甘情愿地为它付出那么多。
